有教无类什么意思(因材施教什么意思)
作者：刘宏宇
日前看平台上热推出一篇讲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念的文章，很兴奋且欣慰。 因为终于有人谈这个话题了！而且所言很是精要、中肯。
有教无类这话，高中时候听过，但没人教，因为不在教材里。 不懂为什么不在。 或许是比《醉翁亭记》什么的难吧。 我说的难，是指老师——老师们讲不清楚，所以也就不教。
倒是教了《陈涉世家》，还很着重了其中所谓陈涉说的那句牛逼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又很似引申了这话的“革命性”，以至于占了太多课堂时间，文章中谶语符命那些描述都一带而过甚至干脆略过。 当时来讲，问题不大，反正大考纵使考到这篇，也不会丁点儿沾边儿“教参”上最多只是脚注小字的那些部分。 就如朱自清先生的《匆匆》只要吃透“你聪明的……”那句，就不用很担心被考到。 这个，但凡考过的人，大抵都门儿清。
同样也大抵都知道的是，那些记住甚至吃透以便应考的东东，只待考完，连考场都不用等着完全走出去，就可以say good-bye了。 顺便一提——用英语道别，轻易别说good-bye，那个基本等于是“后会无期”的意思来的。
老师，特别是当年的老师，所当作真理、无比权威地教给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在今天格外谨慎的，比如good-bye；再比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说的“革命性”。
高三时候的语文老师，是有水儿的，也是“有教无类”的，给我们大致讲了一下“有教无类”——课间讲的。 还特意强调：都是闲话。 讲了几句，发现既是我们班主任又是高三年级组长的政治老师到了教室门外，马上打住，还跟全班做了个明显表示“禁言”的手势，引来一片带着同情式声援的哄笑。 政治老师换到台上，很严肃问刚刚笑什么，万马齐喑。
所以，如今又很显得有点儿要那什么了，作为从来就经受过教育和教训的，我挺适应。
所以，对于上面显得冗长的“帽子”，也歉然地说一句——都是闲话。
下面讲正题：“有教无类”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啥关系。
（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答：盖有种也！实在说，这是个没啥逻辑可言的命题，简直可以说是“伪命题”。 其“伪”的程度，严重于侯宝林大师的“论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既是“伪命题”，就别太认真，权当“闲话”。
有教无类，前面平台发的文章，实可谓“前人之述备矣”，本不该也无须再聒噪，实在还要说几句，也不敢放在前面，还是拿“陈涉王”的粗话垫底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写过个小故事，也发给过平台，似乎是发表了的，是讲陈涉王还是“虻隶”的时候，在田间劳作，说“苟富贵，勿相忘”，引工友们哄笑。 但陈涉很认真，也很能鼓动，最后大家一一憧憬了“富贵”之后，其中最“有出息”的一个答案是——等我富贵了，就把这劳什子木头锄把丢了，换成金的。
这里说的“金”，应该指的还是铜。 那时候，铜就是货币。 为什么用木头锄把而不用铁的呢？因为他们生活的秦代，平民是不允许拥有金属工具的，更别说阶级成分上属于“无产阶级”的陈涉他们这些“虻隶”了。
没错，无产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连木头锄把都可能是“公家”提供的虻隶们，其“阶级成分”，就该划在无产阶级！
当然，这是姆们的一厢情愿。 马克思他老人家未必认可。 在他老人家的认识里，姆们是“修建了万里长城的野蛮人”。 只不过，在我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气感动得不要不要的那个年岁，还不知道有这么段对中国人来讲简直可称“醍醐灌顶”的话。
于是，最多也就是一知半解、说白了就是啥都没搞懂的情形下，很自然就买入了记不得由谁或者从哪儿得到的引导，脑子里就有了这么个概念——能“有教无类”，自然“王侯将相”也就“不分种”。 引申：因为有教无类，所以王侯将相“无种”。 就是说，都有教无类了，姆们这样的平民百姓，就也有成为“王侯将相”的机会。
当然，现在，或者说很早以前，就自知了这概念的蠢、迂、大谬！
有个据说真实度相当高的故事，说还没“改开”的几十年前，真的有平民（劳动模范）“出将入相”、成了“副国级”高干，接待外宾，谈到中医药，外宾大赞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这位领导马上就要工作人员去“叫李时珍来”……
这故事但有一丝真，就似乎能说明，好像——好像，太“没种”，要做王侯将相，够呛。
陈涉“没种”，弄条肚子里有字条的鱼，地里挖出一块有标记的石头（具体的操作者可能是吴广），就“大楚兴，陈涉王”了——就是说，一夜之间，他，一个虻隶，就成了“王”。
我不知道称王是否就可等同于“革命性”，却依稀记得，那揭竿一起之后，很快，就有好几路没想到称王、没准备好谶语符命、没及时抓到可以从肚子里取出谶语符命的合适的鱼的义军，就聚集到了陈涉王周围；紧接着，就打出的“项燕、扶苏”的旗号。
项燕是“故楚国”最后的抗秦名将，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的直系祖辈，死于抗秦战事。 扶苏是秦始皇帝嬴政的长子，死于争位。
俩死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全天下最痛恨的“祖龙”始皇帝之子，分分钟就替代了陈涉王。 原因何在？大概还是“种”的问题吧——听到跟项燕甚至扶苏有关，那便是有来历的、靠谱的；告诉他“陈涉王”，他得问“陈涉王是谁呀”。
就这么简单！
你诘问“宁有种乎”，历史的回答，必定是：盖有种也！
不信，可遍查二十四史（不用再往跟前看），给下面三个问题列个“调查问卷”：
问题一，开国立朝的家族，有几家是“没来历”或没刻意很刻意地去给自己找来历的？
问题二，自古以来的名臣良将，有根基的和没根基的，大致呈现什么样的比例？
问题三，有根基的和没根基的相比，下场、后评有无差别，优劣如何？
不要看所谓名臣良将的“做为”、“功绩”，那些是很不可靠的。
唐代大文豪韩愈，自称“韩昌黎”，是标榜他是“昌黎”之韩；而其实他不是。 可人家就要叫“韩昌黎”；要是叫“韩”别的，“入门”、“登堂入室”，恐怕会有困难。
大学同寝室七个兄弟，有一位每天都去打开水，一提就是四暖瓶，回来招呼大家说“开水打回来”了，甚至还招呼隔壁寝室。 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七人寝室里，关于打开水，其他六人出现了五种不同反应：
反应一，一人，默默也抽空提四瓶去打水，回来后，那位同学说咋你去了？被反问咋你能去我不能去啊？
反应二，一位，当每每都主动的那位和“反应一”的那位“发动”，被他撞见（他比较喜欢运动和去教室上自习，在寝室时间少），就不由分说抢过来直接去，回来随便一放，跟谁都不打招呼，就又不见了。
反应三，二位，对那位同学说别总你一个人去啊，哪天我们也去，但只是说，并无具体行动，从来没有。
反应四，一位，一言不发，只管喝，发现水壶空了，默默把空壶放在按他说法是“喜欢打水”的人容易发现的位置上，然后忍着渴、等着。 很殷切那种。
反应五，一位，自备两个暖水瓶，跟其他分开，具体讲是放在床头（上铺），每天自己拿着去打两壶开水回来，把自己所有能盛水的家伙都注满，些微剩了些，捅开窗户倒向窗外（二楼）。
这是真实故事。 就是我大学寝室的故事。 我是“反应一”的那个。 “反应五”的那位，是我的上铺——他把暖水瓶放在我头顶上。 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是挺感激他能把剩余的水倒掉的。 哪怕是倒向窗外。
这七个人，七个年轻人，来自农村、城镇、地级市、系统、省会城市、首都（就是我）各自不同“成分”的家庭，按我们辅导员（仅年长我不到四岁）的话说，就是“阶级不同”。
当然，辅导员这样说的依据，主要是来自的地方、家庭情况、父母有无官职及官职高低（那时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还基本没有富二代）以及包括叠不叠被子在内的个人卫生状况和仪表仪容，等等，并不关乎打开水。
其实，单就打开水这一件事，由上可知，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这个不是什么“个人习惯”问题！至少不全是！
往小里说，这种区别，其实就是“教养”或说“家教”的区别。
往大里看，这种区别所衍射的，就是所谓“格局”。
格局，及其所源自的“根基”，即家庭，也就是“种”，不仅体现在打开水和我们辅导员关注的那些方面，也涉及其他几乎一切生活、学习，也一定程度投射到了毕业后的去向。
经过三十多年“这世界变化快”之后的今天，也许，我们各自的“结果”或说“下场”，未必再能跟“出身”、“格局”这些完全对卯，但如果不完全以“所持货币”的数量为标准，大致上，还是曾经那样的差异。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七个人，后来都很努力，但没有一个跟“王侯将相”沾边儿的。
别说我们七个，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昔日的985，今天的“双一流”，全国大排行在前30之内），建校至今九十余载，能沾边儿的，也是屈指可数。 缘何？没种嘛！
大学是早就开办了的（抗战前），原则上能考够分都能来读，这可以算“有教无类”了吧。 可“王侯将相”却……是吧。 再看看人家bei大、qing华、人da，特别是人da，那当官的、当大官的，简直多如牛毛。 为啥？人家有“种”。 甚至，只要有“种”，分数不重要。
所以说，“教”的“类”与“无类”，跟王侯将相“种”不“种”的，没啥必然关系。
当然，不是说王侯将相就是有“种”，没有特例。 有特例。 极少，不构成规律。
比如说朱元璋。 再比如李自成。 还比如……没法举了，就到这儿。 最多也就是一成一败。
有人说了，最起码还有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 人家刘邦是“亭长”好嘛。 大小也是个“吏”。 只要看看那段历史，就可以知道，多多少少，刘邦得天下，是带有偶然性的。 靠他和他的班底，既打不赢项羽，更无法推翻“暴秦”。
推翻“暴秦”的，是打着“项燕、扶苏”旗号的义军联盟以及后来他们共同尊崇的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这个人有致命弱点，所以到头来丢了一切。 这个“有种”的家伙，其实挺亏的，连老人家都多少替他惋惜，惕厉革命军队“不可沽名学霸王”。
（二）有教无类是堪比甚至胜过“启蒙”的革命性理念“有教无类”这话，如果可以相提并论的话，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恐怕出现的要早，因而多多少少，历史背景是不同的。
孔夫子提“有教无类”，个人觉得，多少跟他自己的学习史有关。
他的出身，搁在平民，没啥；放在贵族的尺度中，就好像有那么点儿尴尬——他得到了属于贵族的姓，且仅仅如此。 他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资格去像贵族后裔那样去接受排他式的教育，在当时，至少也是存在争议的。
后世总说，统治阶级为长期愚弄人民，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极其险恶。 却不告诉不知道的孩子们“另一方面”。
没错，如同几乎所有事物，这个“愚民”的事情，也有“另一方面”。
一分为二嘛，辩证法啊。
另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以为，也是教育资源有限吧。
教育资源有限的问题，到现在不是都还存在吗？扶贫最后胜利、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是指日可待了吗，可择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时间表、甘特图啊。 三十年前，不是三千年前，不是还有苦哈哈的小娃大照片配着“我要上学”的呼号嘛；不还是有大人一句“你上学了，地里活儿咋办”就把孩子从学校带走了嘛。
就是那个话——你上学了，地里活儿咋办——不是生存现实吗？
生产力相比今天低下不知多少的孔夫子生活的时代，能有几个孩童、青年，可以有时间去接受教育？
这边，贵族垄断教育资源，但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礼崩乐坏”。
那边，人民没有机会也没有意识去受教育，于是也就跟着“民风不古”。
这时候，有时间也似乎有机会去受教育的孔夫子，钻进了贵族的课堂（甭管怎么钻进去的，反正是钻进去了），得到了他们可以得到的学识，并经过了自己深邃而虔诚的思考，虽或许局限或许偏颇但绝对开创绝对伟大地，产生了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基础，复兴天下的宏愿，并贯诸毕生！
他告诉把持教育资源的贵族：你们可以读书，老百姓也有权读书，你们尽管垄断，我去教他们！
他告诉老百姓们：你们有权读书。 我可以教你们。 读书、明理、知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其实，做为好歹倒懂不懂也还是读过几本书、被个别很会且很愿意说客气话的师长好友缪誉为“文化人”的我，对“儒仕天下”、“罢黜百家”，是由衷反对的。 但仅一句“有教无类”，我仍真心要奉孔夫子为“至圣先师”。
纵使我们曾经“百家争鸣”，但说到底，真正算得上“做学问”的，也就是深度且广泛涉及“世界观”、“社会观”的，无非“道”、“儒”两家。 非要说有第三第四，也就是墨家和法家了。 墨家的“世界观”部分单薄且略显晦暗，方法论的抽象部分（就四个字——兼爱非攻）和具化部分之间，又多少脱节，还鼓励“武争”，所以严格来讲，不敢就说是“学问家”。 法家就更偏重治政的实践，思想体系显得……怎么说，就说“阴暗”吧，阴暗到“恶本”，难逃被我们这个道德社会终究淘汰的结果。
所以说，真正有既深且广且善意的“教义”的思想，当推道家和儒家。 二者相比，有一个明显差别，就是——道家只讲怎么做学问，而儒家却因一句“有教无类”，开创了将学问传播开去的先河！
这种传递、分享、普及以至广以教化的理念，加上“天下为公”，两千大几百年前的那时候，绝对先进！先进到——真的是“革命性”的！
一千大几百年后，欧洲因为一场死亡数千万人、至今仍列为“人类灾难之首”的瘟疫，打破了中世纪的蒙昧，开始了“启蒙”式的“文艺复兴”。 基督教神权的动摇（不是打破，只是动摇），放生出了“人权”概念，贵族放弃“初夜权”（贵族的附庸、奴仆成婚，新婚之夜，新娘不是跟丈夫共度，而是和“主人”、“领主”，属于“法定”）都会成为大书特书在文学作品中的感人桥段，相比之下，老早老早的“有教无类”，何其崇高，何其博大！
孔夫子的思想，在后世，被这个圣那个圣以及他们效忠的皇帝老儿们，给整得七扭八歪、摇摇欲坠甚至驱本逐末（三纲五常这些，都不是孔夫子那儿来的），今天能拣起来的，我说“堪比”西方的“启蒙”；但就其本身而言，就算跟“启蒙”同时代，也更伟大！
不是么？
有教无类，不伟大么？没有伟大到人人平等的水平么？
天下为公，不伟大么？
朝闻道、夕死可矣，不伟大么？是不是可以类似理解成“毕生追求真理”？
再看他的发扬者孟夫子“与时俱进”提出的那些理念——
民贵君轻，不伟大么？在诸侯争霸、强权为王的时代，是多么的有勇气？！
舍生取义，不伟大么？不可以类似地理解成“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生命”么？！
纵千万人吾往矣，不伟大么？衍射不出追求真理、正道、大道的执着与豪横么？！
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的至圣先师、亚圣夫子，是该有多么的睿智、温善、坚毅。
如果我能穿越到他们那时候，会祈盼能在孔夫子周游列国的队伍里，哪怕只是个棒棒儿；会祈盼是“稷下学宫”的一分子，哪怕只是个扫地烧茶的。 我可以聆听伟大。 孔夫子讲课的时候，看见我这个棒棒儿在边上，或许不会理我，但肯定不会赶我。 孟夫子在那儿讲课，我在侧面偷听，让他发现了，我冲他竖大拇指，他也许会不屑一顾，继续讲他的课，也许会随便指指哪个空位，然后我就屁颠屁颠赶紧坐过去……就这么“混着”，也许有一天，我能机会问他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三）“种”与“类”之同与不同孔夫子说“有教无类”，陈涉王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司马迁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什么叫“类”？什么叫“种”？
在我的理解中，“类”，是比较社会化的概念，区分的是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多重维度的“群体”；而“种”，就比较个别化、生物化，区分的是个体的出身甚至生物遗传。
上面讲的我上铺那位老兄，在我们聊世界杯继而哀叹中国足球的时候，说了个简单而切实的道理：人家从小吃什么？咱们从小吃什么？
这话放在评价足球水平特别是今天我们男足的战绩（比起他说那话的时候更加大大不如），其实并说不通。 但要放在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城乡差距的广义层面，是有道理的。
我曾长期就职某世界五百强欧资企业，同事都是最起码名校本科，MBA多如牛毛，天南地北、城乡市镇，什么出身都有。 世界观、方法论千差万别就不说了，只讲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开员工大会（内部叫“销售大会”），其中一项议程是“团队建设”，其中一个项目是在玄武湖公园绕湖慢跑，划定的长度大约一千米，没有快慢要求，也不排名次，要的是在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不同职责、不同职级的同事，无论是否认识、熟络、工作关联，相互之间能否相互鼓励、照应。 从来不擅长跑且多年不锻炼的我，跟很多同事一样，跑跑走走、慢慢吞吞地完成了，途中帮扶了好几位顶不住的同事，都是壮年男子，有一位居然还休克了。 还偏就是个熟人，比我年轻两三岁，休克！要不是冷汗涔涔，那脸色，按姆们北京话讲——盖张纸哭的过儿了。
年纪轻轻，为什么他的身体这么差？而且平常根本是看不出来的。 一句话，底子差！为啥底子差？还是一句话，从小营养没跟上。 为啥营养跟不上？说到底，是生活条件、家庭条件所致。
我家小孩刚出生那阵儿，请了个离北京并不远地方来的小保姆，将将二十岁，告诉我们说，来到北京，才平生第一次吃到蔬菜。 那姑娘后来因为总是平白无故流鼻血，回老家了。 不知现在如何。 现在，她也差不多算人到中年了。
这样的身体状况，追梦，总会是要更慢、更吃力些吧。
这样的身体状况，无论如何，跟自幼的生存条件甚至家族的基因遗传，是有关联的吧。
这其实，就是“种”的问题。 不是“类”的问题。
有教无类，也有不受教、到底也是教不出来的。 根子上，有教无类，是一种“或然”的选择权、机会。 而“种”，无论是王侯将相的还是谁的，则存在着某种“不可逆”的“必然”。
据说，国外哪儿，最新有个实验性加理论辅助的研究成果，说“偷盗”这个行为，有诸多成因，其中有一种“心理”成因，占得比例不低，而这种心理成因，如同癌症、糖尿病，是具有“遗传相关性”的。
这似乎应了半个多世纪前印度电影《流浪者》里拉贡纳特法官说的——法官的儿子一定是法官，贼的儿子一定是贼。 前半句实在未必，后半句，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倒是……
不过，电影里讲的故事，是对那话的讽刺——被他称作“贼”的男主，其实就是身为法官的他的亲生儿子，还是唯一的。
当然，电影中的那个“贼”，身上还是有“贵气”，甚至可以说骨子里还是有“格局”的，跟教唆他的“老贼”，还是很大不同。 他之所以成了“贼”，血统之外，还是更多受了成长环境和生存压力的影响。
现在，总体来讲，肯定是“有教无类”了；甚至，在很多很多领域，出身、成长环境这些，能够“注定”的因素越来越少。 王侯将相，也早都没有了。 拿把木头锄把苦哈哈种地时候的梦想，在“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启示下，会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工匠精神”的的梦想——我就是个送快递的，但我要做“快递小哥之王”……我要做发明创造之王……我要做生产革新之王……包子王、饺子王、机修王、电修王、扫地王……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出神入化，都可以争“王”！不管什么“种”，只要有梦想、肯努力，都有机会“封王”！都可以傲骄地告诉两千多年前的陈涉王——老陈，别纠结了，到我们这儿来吧！让王侯将相都见鬼去吧！
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 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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