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之死的历史真相(秦时明月韩非之死的历史真相)
关于韩非子之死，有两种说法，①司马迁说：“被李斯毒死在监狱”。
②刘向说：“被秦始皇斩杀的”。
今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史学界，抑或民间，都是承认第一种说法，我们现在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文学作品，以及自媒体，都是采用第一种说法——韩非子是被李斯毒杀的，而“被秦始皇斩杀”的说法根本无人提及。
显然，第二种说法被隐没了，被忽略了。
二人“掐架”，司马迁赢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从他们两人的历史地位，还是他们的作品——《史记》与《战国策》，刘向都远不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我们现在研究远古和秦汉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是以《史记》作为版本，而其他版本只是作为补充和参考。
当某一件历史事件或某一个历史人物，其他版本与《史记》都有记载时，如果与《史记》的记载相冲突呢？怎么解决？舍弃其它版本的说法，采信《史记》。
如果我们这样看待问题，那就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如果有分歧，那就依“权威人物”所说的。
但是我今天想同诸位说：①刘向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历史地位也不低；他的作品《战国策》历史地位也不低。
只是比司马迁和《史记》“稍逊一筹”而已。
②我们不能以“权威”来判断他们观点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有道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于各方面的观点都应该“听取”。
如果表面上来看起来相冲突，但其实能够“揉和”，那是最好。
但如果两种观点明显对立呢？此时到底该相信谁？我们应该隔绝身份、地位的干扰，对他们的言论、“证据”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如果谁的合情合理、逻辑自洽，我们就应该采信他的观点。
你们很可能会“喷”我：什么证据？你亲眼见到“现场”吗？你能“传唤”“嫌疑人”——秦始皇或李斯吗？你能“请来”“提供线索”的司马迁或刘向吗？这我承认：“作案现场”我是无法见到了，因为我不是当朝当时的人。
赢、李、司马、刘四人，我也无法“请来”他们，因为他们都早已千古。
可能你们又会说：“那你还在谈什么证据不证据？”我想说：办法还是有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李斯“毒杀”的；刘向在《战国策》中说：是秦始皇“斩杀”的。
但不管是“被毒杀”，还是“被斩杀”，这都是－桩“人命案”。
要还原“案件真件”，第一步总是“勘察”“现场”。
司马迁说——
秦始皇决定开启灭六国的步伐。
而韩国是秦国东出函谷关的必经之路，所以第一个要消灭的就是韩国。
而韩非子则辩解说：韩国已经臣服于秦国，且六国之中力量最弱小。
应暂保存，暂缓进攻。
并主张先灭赵国。
秦始皇认为他是在为保存韩国作辩解，打乱了自己统一六国的步骤。
李斯在一旁煽风点火：“韩非是韩国人，当然维护韩国，且必定会回到韩国的，这是为秦国埋下祸患啊！不如捏个罪名处死他。
”
秦始皇觉得有理，就把他囚禁了起来。
李斯派人给监狱中的韩非子送去了毒酒。
韩非子不想就此屈死，想争取最后一次申辩机会。
囚室之中，只有使者和韩非二人，且李斯是丞相，而韩非子此时已是囚徒，由不得韩非不喝，不会给他向秦始皇申诉的机会。
于是，韩非子喝下了毒酒。
秦始皇后来又后悔了，便欲见韩非子并赦免他。
但为时已晚，韩非已死。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刘向说——
楚、越、燕、代四国准备联合伐秦。
秦始皇担心财力困窘，便向众臣问计。
但群臣皆沉默不语。
只有姚贾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使四国，让他们停止军事行动，打消联合攻秦的念头。
赢政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帽子给他戴，宝剑让他佩带。
还准备了百辆车，千斤金。
姚贾完美完成了出使任务，不仅让四国停止了军事行动，还与四国国君相处得“交情甚厚”，结为好友。
赢政很高兴，封他“千户侯”，拜为“上卿”。
韩非子对赢政说：“他历年三年，未必能真正拉拢四国。
实际上是耗尽国家珍宝，在外与各诸侯勾结。
希望大王明察”。
赢政找来姚贾质问。
姚贾说：“若要让四国停止进攻，就要给他们以实惠，所以献给珍宝；若不进攻，便是和平相处。
我作为使臣，更要以友相处，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
并以夏桀、商纣王听信谗言，导致身死国亡为例，希望赢政不要听信谗言，否则，无人愿意效劳。
韩非子又说：他父亲在大梁（魏国都城）只是一个“看门人”，他还曾在大粱犯有盗窃前科。
后来又被赵国驱逐出境。
您使用这种人来过问国家大政方针，这在群臣之中会产生极坏的影响。
赢政再让姚贾解释。
姚贾又分别以姜子牙原被人遗弃、管仲原是小贩、百里奚原是乞丐、中山原是小偷，但分别辅助周武王、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拥有天下或称霸为例，说明不能只看别人污点和过失，关键在于能否为自己所用。
希望赢政只考虑臣子是否为安定国家献力献策，而不要听别人对他的诽谤。
于是，秦始皇恢复了姚贾的爵位和官位，继续出使以夯实四国的关系，并斩杀了韩非子。
秦王曰：“然。 ”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战国策•秦策五•四国为一》
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
司马迁说——秦始皇只是受到李斯的煽风点火，而囚禁韩非。
但韩非终究是死于李斯的毒酒。
对于韩非的死，秦王事先并不知情。
刘向说——是韩非嫉妒姚贾，便诽谤他。
姚贾为自己辩解，并用言语激怒秦王：“你再这样听信小人谗言，就没人会愿意为你所用了。
”于是秦王斩杀了韩非。
李斯全程没有参与。
这两种说法就明显对立，无法“揉合”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相信一种说法，要么相信司马迁的《史记》，要么相信刘向的的《战国策》。
那么，你们会相信谁呢？很显然，我们无法仅从这两条不同的“线索”就作出判断。
因为司马、刘都说的“有眉有眼”。
但是，二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嫌疑人”——秦始皇或李斯。
我们破案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是“排查”“受害人”与“嫌疑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韩非子与李斯的关系——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一名小吏，出身布衣。
三十岁前一事无成。
他不想再这么一直混下去，便决定先外出求学，学成后求取功名。
（韩非子）
韩非本是韩国一宗室公子，出身贵族。
当时诸侯混战，强秦横行，而韩国是七国之中最弱小的。
他深为国家命运担忧。
于是决定出外学习治国之道，学成后报效国家。
被称为儒家“后圣”的荀子当时在兰陵授课，颇有影响力。
二人慕名前来，投于荀子门下，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当时有“儒者不入秦”的说法。
是指秦国不接受儒家思想，不重“礼”，而重“法”。
但秦国的政治制度使得秦国国力远在六国之上，有碾压六国之势。
荀子深受震撼，认为儒家并不能成为唯一，应该儒法相辅相成，礼法互济，他重视制度，强调规则。
他的想法在当时很激进，以至于有很多人质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但荀子同时强调，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为主流，法家是儒家的辅助和补充。
李斯认为：秦国四代胜出，所依靠的并不是什么“仁义”，而是根据现实。
秦国的强盛正是始于“商鞅变法”。
所以，秦国的法治制度就是最好的。
韩非虽然接受了荀子的许多观点，但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仅靠儒家行不通。
儒家有名无实，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治国不能只是依赖明君贤臣，还必须辅以制度设计。
结果，儒家大思想家荀子，门下两位最得意的学生却偏离了儒家，荀子火冒三丈。
由于韩非和李斯的观点虽有少许差别，但大致相同，后来都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于同拜一师，朝夕相处，又由于观点相似，惺惺相惜。
因此，二人成为至交挚友。
学成后，李斯踏上了入秦之路，韩非回到韩国。
韩非子与秦始皇的关系——
韩非子回到韩国后，积极向韩桓惠王献计献策。
但韩王已经臣服于秦王，并认为“安全”已经得到保障。
便没想着要富国强兵，而是亲小人而远贤臣。
对韩非的劝谏从不采纳。
韩非子很痛心，但他心中爱国之焰从未熄灭。
加上他生来口吃，就更加没有机会上朝慷慨陈词阐述自己的政治、外交见解了。
于是，他将自己所学、所想、所见付诸于笔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秦始皇阴差阳错看到了这些文章，大为赞赏，并慨叹道：“我若能与此人交往。
死而无憾了。
”
（秦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说：“这是我的师兄弟韩非写的。
”于是赢政便攻打韩国，条件只是“交出韩非子”。
韩王本来就臣服了秦王，秦王的话他不敢不听。
加上韩非经常规谏他，弄得他不胜其烦。
于是干脆下坡就驴，作了个人情，让韩非以韩国使者身份出使秦国，其实是“甩包袱”。
李斯奉命迎接了韩非。
秦王经常与韩非交谈，觉得他的理论非常适用，赞不绝口。
又觉得他的政治、外交观念同自己在许多地方几乎不谋而合，因此非常宠幸他。
后来者居上，韩非的受宠程度甚至一度在李斯之上。
等一等，我都被绕糊涂了。
你司马迁不是说韩非是被李斯“毒杀”的吗？你刘向不是说是被秦王“斩杀”的吗？怎么你们两位都把他们的关系说得这么好？这么好的关系，韩非子怎么会遇害于二人之手？
唉！怪你我都是小老百姓，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而互相算计，一想到遇害，想到的无非就是“情杀”、“仇杀”等类型。
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基本不把爱怨情仇挂在心上。
他们考虑事情，基本上是以政治为导向，“政治斗争”，才是他们的杀人动机。
现在，文章的下一部分，就是朋友们开动大脑机器的时候了。
首先看秦始皇“斩杀”韩非的动机，看刘向是如何分析的。
①韩非动了秦国强国的根基——秦国强盛始于“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废除了“世袭制”。
不论身份贵贱，哪怕是田间农夫、村舍闲人，都可以向国家献计献策；不管你之前是囚徒、罪犯，还是他国逃犯，只要你为秦国建立了功业，都可以册封受赏，晋官加爵。
范睢原本是魏国一门客，百里奚更是一个乞丐，李斯原也是一名小吏……这些人都为秦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
秦国从被中原诸侯国瞧不起的西方蛮戎，一步步走来，到现在的碾压六国，正是因为任人唯能，不论身份贵贱，遑论人生污点。
而韩非竟以姚贾“父亲是守门人”、“曾犯盗窃前科”，又“曾被赵国驱逐”这三件事攻击姚贾，说这类人不应该让他参与大政方针。
赢政非常恼火，认为他是在否定秦国的“不分尊卑，唯能为用”的选拔“用人制度”。
而韩非的一句“任用这种人，会在群臣之中产生极坏的影响。
”，赢政更是怒不可遏，认为他是对自己的录用人才措施指手划脚。
（姚贾剧照）
②韩非的诽谤，会使得群臣离心离德
韩非说姚贾是拿着秦国的珍宝是在贿赂四国国君，与之交好是在勾结。
这种说法毫无依据，是明显的妄断，是在诽谤功臣。
如果这种风气得到滋长，秦国群臣就会以已之私利，互相攻陷，形成“内耗”，这将极大的消损秦国的国力。
范睢原本是魏国须贾门客，后遭受诬陷，差点鞭答至死。
后来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潜入秦国。
范睢后来为秦国的统一六国规划了清晰的路径——远交近攻。
秦始皇知道太多活生生的大臣互陷，而导致国力衰败的案例，对于这一点，秦始皇不得不警惕。
③韩非早晚会成为秦国的祸害。
韩非在韩国被冷落，又被韩王作为“外交棋子”派往出使秦国。
他本该对韩国心灰意冷了，但他仍然为韩国辩护，可见他的“爱国之心”非常强烈。
他来秦国并非心甘情愿，很少关心政治。
他之所以与秦王交好，是因为只有秦王非常欣赏他的“法学”理论，只有秦王才能使他那十多万字的著作发扬光大。
但是，“爱国之心”会驱使迟早回到韩国。
而韩王现虽表示臣服，但不一定可靠。
韩宣惠王和韩襄王两代国君，就在秦、楚之间反复摇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韩王后来又撕毀盟约，与赵、魏联合攻秦，被秦国俘获）。
如果“爱国之心”最终驱使韩非子回到韩国，韩非子必将受到欣赏，得到重用。
韩国本为秦国东出函谷关必经之路，要灭六国，必先灭韩国。
但韩非却“诱”秦国先灭赵国。
如果秦王听信韩非的“计谋”，“飞”过韩国去攻打赵国，秦国行军途中，韩国实然偷袭，能将秦军截为两截，首尾不能相接。
韩非这是“身在秦营心在韩”啊！
基于以上三种原因，秦始皇认为：韩非子非杀不可。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说是李斯“毒杀”的，看他又是如何分析李斯的动抗。
李斯出身布衣，30岁前默默无闻，生活得平凡而卑微。
因为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基层做着文书的工作。
他不想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他决定改变人生。
而“拜师求学”就是第一步。
在荀子处学成“毕业”向老师辞行时说：“一个人如果遇到机会，切不可错过。
现在秦王想并吞各国，正是平民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最佳时机。
位卑而不想着求取功名，与禽畜无异。
如果士人标榜自己厌恶功名，那是假心假意。
”
他入秦后，先是在吕不韦门下做一名舍人。
由于吕不韦很欣赏他，任命为“郎官”。
吕不韦倒台以后，李斯凭着自己的努力，官运非常顺利，直至“迋尉”。
他的儿女，大多是与秦王或秦国宗室联姻。
官位的亨通和家族的荣宠，使他倍加珍惜，他再也不想回到上蔡。
他把秦国的命运与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他不希望有任何因素破坏了这一切。
虽同学于荀子处，但李斯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韩非。
（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秦国强盛得益于法术。
秦始皇认为：对于法家思想，韩非在李斯之上。
秦王愈加宠幸韩非。
为了得到韩非，秦王甚至不惜对自己的臣服国——韩国开战。
李斯担心：经过多年摸爬滚打所拥有的一切，会在某一天悄然失去。
即使秦始皇不“移情别恋”，一碗水端平，但李斯仍寝食不安。
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
同是荀卿的高足，同是秦王的宠臣，同是法术的大家。
李斯必欲除韩非而后快。
况且，韩非还以“姚贾是守门人的儿子”攻击姚贾。
联想到自己也是布衣出身，远不能与韩非的贵族身份相提并论。
韩非求学是为了报效国家，显得理想高贵。
而李斯求学只是想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略显理想卑微。
他感到局促不安，生怕别人把他与韩非相比较。
于是，他在想法子，找机会谋害韩非。
而韩非诽谤姚贾，激怒了秦王，秦王囚禁了他。
李斯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终于毒杀了他。
即使韩非想向秦王申辩，但李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司马迁）
看起来这两段论述都合情合理，逻辑自恰。
真的是这样吗？大错特错！
①韩非诽谤姚贾是犯了大忌，是可以以“诬陷罪”定罪的。
秦始皇考虑的是政治，是国家利益。
所以，秦始皇斩杀韩非，是正确的决定。
而李斯只是出于嫉妒，担心自己会失去很多，但这种想法只是臆测的。
即将这种情况以后真的会发生，那也只是李斯的个人利益。
这个理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和牵强附会，断不至于成为杀人的借口。
②在理论上，李斯和韩非都造谐颇深，但在执行力上，赢政是绝对的“铁腕”。
因愤怒而斩杀韩非绝不奇怪。
但李斯则不同，在威严的秦王面前，他不敢有一丝越矩行动。
在秦王只是囚禁韩王，而没有诛杀韩非的决定之前，李斯绝不敢自作主张，毒杀韩非。
什么？“已经杀死了，不能复生了，也没办法了，只能作罢”？他敢？！什么？他可以先骗狱卒，说是秦王让赐毒酒的，然后把责任推到狱卒身上？这不是荒郊野外放暗箭，谁敢不坦白？
别开玩笑啦！这两项都犯了“欺君之罪”，这可比韩非的“诬陷罪”更严重。
他李斯是不是不想活了？是不是想跟韩非来个“鱼死网破”？
秦王没有授予他李斯“先斩后奏”的权力，他至多只是在秦王面前煽风点火，激怒秦王囚禁韩非。
但诛杀韩非只能由秦王亲自动手，或命令狱卒。
韩非子的生死不是由李斯决定。
他能做到最极端的也就是：继续煽风点火，把事情说的更严重。
希望秦始皇快刀斩乱麻，杀死了韩信就算完事。
如果秦始皇最后后悔了，顿悟了，没杀了，李斯也只能自认倒霉，只会恨自己的“激将法”还不到“火候”。
但他绝没有这个胆量，在秦王面前耍小聪明，搞小动作。
所以，你们还相信韩非是被李斯毒杀的吗？司马迁的记载不可信。
司马迁写《史记》，给人们了解历史并不是其意图，他的主要目的是：使统治者从朝代兴衰中提供治国殷鉴。
所以，《史记》是以帝王为中心，陈述帝王之业兴衰的轨迹，其它诸侯、大夫、人物、事件等，都是围绕着帝王展开。
这也就难怪司马迁为了维护秦始皇，拉过李斯为秦始皇垫背，替秦始皇背骂名。
你们认为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关于“韩非之死”，希望大家以后在作文或讨论时，要站在刘向一边，站在历史真相一边，否定被李斯“毒杀”说法，支持被秦始皇“斩杀”观点。
不能因为司马迁历史地位比刘向高，《史记》历史价值比《战国策》高，就盲目相信。
在学术范畴，我们不能盲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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