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化身之外，还有什么？

读完叶炜的小说《后土》，我上网搜索了相关平台媒介对于《后土》的评论报道。 尽管摄取的样本数量极其有限，但我依然可以从这些报道论述中注意到若干与小说《后土》背道而驰却又高频率出现的修辞介绍，譬如“田园牧歌”，譬如“精神还乡”。 姑且不去讨论这些词汇的始作俑者是否真的老老实实看完了小说，因为有些深层次的问题似乎更具备言说价值：当我们在一个趋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讨论乡土文学，诸如“田园牧歌”“精神还乡”此类描述，是否还保有“一马平川”式的概括力与有效性？

对于上述问题，叶炜在《后土》中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 这种否定甚至还夹杂着礼崩乐坏的颓丧气息。 小说《后土》结尾处，刘非平和王东周这两个年轻人在讨论麻庄的旅游开发时，王东周对刘非平提出的“侠客文化”表露出质疑的态度，刘非平是如此回应的：“现在老百姓的口味重，完全可以开发这种文化。 当然，我们可以换个好一点的名字。 ”在全国各地普遍掀起“地方旅游热”“区域文化热”的今天，刘非平“理所应当”的回答具有相当程度的参考意义——在他们看来，所谓“文化”是可以根据老百姓口味的“淡”或“重”进行调和重整的，甚至于，只需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就可以轻易达成文化模式的转换。 从这个角度进行考量的话，麻庄小龙河景观带的建设与麻庄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或许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有一环，但对于麻庄这座“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的苏北鲁南小村庄来说，则也意味着某种长久流传的传统观念与规范准则正在无形中塌陷。

阎云翔曾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一书中指出，在现代性市场化背景下，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撕碎了村庄作为社群单位的公共空间结构，这也导致村庄内部的村民逐渐丧失掉对于居住地的身份认同感，原本相互缠绕的传统伦理构成也趋于分化、断裂。 而在小说《后土》的主人公刘青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传统”与“现代性”形成了近乎悖论的矛盾关系。 刘青松的社会身份是麻庄队长，但依据其在睡梦中获得的授示，他同时也是土地爷在人间的化身。 “人/神”、“人/仙”、“人/妖”、“人/鬼”这样的角色结合方式是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一种设定处理技法。 尽管偶有反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古典小说中“真身”与“化身”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中言谈淫邪轻佻的女性形象往往指向蛇精、狐狸精等妖魅意象；反之，神、仙的化身则多为外貌器宇轩昂、行事光明磊落之士。 但刘青松（化身）与土地爷（真身）这组“人/神”组合却逸出了常规定义下的同构关系。

毋庸置疑，刘青松是传统乡土制度体系的遵循者与捍卫者，这显然跟“土地爷化身”这一身份相契合。 但其与翠香之间的那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不伦情感却又使“神的人间体”趋于欲望化。 在部分情节叙述上，刘青松本人流露出的两性情欲是难以自我控制的，甚至于如野兽般喷薄而出。 或者可以这样说，神性、人性、兽性三者同时施加于刘青松之肉身，以相互抵牾却又共生的方式存在并行。 至麻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剧烈转型，我们看到刘青松身上首先崩塌的是神性。 因为不管是“真身”土地爷，还是“化身”刘青松（包括曹东风），都必然要反观到自己在这股汹涌浪潮中所暴露出来的无措感。

换言之，在一个崇尚钢筋混泥土的工业文明时代里，“土地爷”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神性形象（包括其附属的抒情功能）本身只能是近乎伪命题的虚空幻象。 因为刘青松无法以一己之力逆推这座早已被嵌入现代化快进键之内的村庄，继而，丧失神性的麻庄队长只能与曹东风等人无奈地被隔绝在某种新产生的体系壁垒之外，沦为现代性视野下不堪一击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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