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板皮多少钱一张（冯川）(杨树多少钱一米)
L镇位于苏北宿迁市S县以南，是S县的4个重点镇之一。 2020年该镇人口6.3万。 工业发达，可带来8300万税收，其中大约40%为乡镇可用财力，每年向县财政上解5700万。 木材加工业是当地的特色产业。
笔者2021年7月在L镇农村调研，对当地形成这样的拼图式空间格局印象：第一块空间是沿村道而建、呈四合院格局的老旧平房。 村内几乎没有村民翻建楼房，平房仍然维持20世纪90年代的样貌。 第二块空间是平房周围随处可见的木材加工家庭作坊和大片的晒板场。 隐蔽违建而成的大量家庭作坊散落在村道旁高大的意杨树下，堆满原木、架满板皮的晒板场则与家庭作坊隔村道而延展开去。 第三块空间是开发商规划建造的系列联排住宅楼小区。 第四块空间则是沿省道而建的多个竖着大粗烟囱的工业园区。 除了少数几个种田大户，这里的村民基本已经脱农化。
从上述拼图式空间景观中透露出的信息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方式的变化，正在推动这个地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迁——第一块空间，反映出当地村民长久以来的“自主城镇化”方式，即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以代际接力的方式完成人的城镇化。 与此相对，第三块空间则是新近出现的“规划城镇化”方式。 第二块空间，反映出当地村民脱农后所依存的生计模式，即以家庭作坊为代表的“自主工业化”。 与此相对，第四块空间则是新近出现的“规划工业化”方式。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城镇化方式和两种工业化方式并存的格局，同时也是“自主工业化”和“自主城镇化”在县一级统筹的发展规划下逐步走向“规划工业化”和“规划城镇化”的过程。
S县在总体规划中注重对重点乡镇的发展，因此为L镇积极配置工业园区以经营乡镇，并且禁止乡村就地自行翻旧建新。 在不久的将来，上述第一块空间和第二块空间将基本消失，整个乡村空间将统一于“园区”和“社区”。
从城镇化模式的区域差异来看，中西部常见的模式是县域城镇化一枝独秀的“单核发展模式”。 与此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乡村嵌入都市绵延带、乡村隶属于城市景观的城乡融合状态，可以概括为“多元（乡村、城镇、县城）一体（城市生活方式、建筑模式、城市体系）发展模式”。 而L镇的城镇化表现则更接近一种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成功的小城镇发展路径，在县域内的整体城镇化格局可以概括为“一核（县域城镇化）多元（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本文将结合调查访谈资料，展现L镇是如何从“自主工业化”和“自主城镇化”走向“规划工业化”和“规划城镇化”的，尤其是分析推动当地发展模式从“自主”总体转向“规划”的力量关系和实现方式。
晒板场（笔者摄影）
一、从集体企业到家庭作坊：自主工业化是如何兴起的？
木材加工家庭作坊是L镇自主工业化的主要载体。 木材产业链上游开端是苗木培育；中游是木材的加工环节，大概包括板皮制作，以及以板皮为原料的胶合板制作；下游则是家具制作和销售。 家庭作坊大部分属于板皮厂，即将木材锯开后，以类似于削铅笔的方式将原木旋切成薄皮后晒干，成为半成品。 极少数家庭作坊在经营板皮厂获利之后，将板皮厂改装为胶合板厂。 相对于板皮厂，胶合板厂相当于加工环节内部的产业升级，门槛也较高，板皮厂则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 胶合板是木材加工的成品，即根据下游客户的要求，用压制技术将板皮重层压实为长度1.27米、宽度84厘米、厚度1.3-2.2厘米不等的三合板、五合板、七合板或九合板，可用于办公室装潢、安装隔墙或制作家具等。
自进入2000年以后，占地5亩左右的家庭作坊一年比一年多，从作为发源地的D村逐渐辐射扩展到周边村庄。 在2000年代中期，进入木材加工产业的家庭作坊在L镇内已达1000多家。 在最高峰时，仅D村范围内就有经营板皮厂的家庭作坊338家。
为何L镇的自主工业化如此迅速？本文将其原因剖析为五个要素：一是集体工业孕育，二是土地政策宽松，三是技术资金门槛低，四是与打工相比有优势，五是木材市场刚刚释放。 大体而言，集体工业孕育了自主工业化的主体，宽松的土地政策和较低的资金技术门槛为自主工业化预备了制度空间和准入环境，比较优势和市场机会则赋予自主工业化以内在驱动力。
晒板场（笔者摄影）
（一）集体工业孕育
问起当地自主工业化的开端，会有人介绍说“这里很多小老板，都是集体企业带出来的”。 所谓“小老板”，指的是木材加工家庭作坊的经营者。 木材加工家庭作坊是L镇乡村自主工业化的主要形式，它们全部脱胎于1978年成立的D大队（后为D村）集体企业——DX胶合板厂，这是全国第一家胶合板企业。 该胶合板厂最初从东三省、江西等地进口境外木材或采购当地木材，后来引进意杨树苗栽种于D大队附近的集体农场，最终本地意杨成为木材的主要来源。 厂里员工300多人，限定于本大队的村民，基本上每家都有1-2人在该集体企业上班，每个月工资34元，后来涨到62元。 在厂里工作的村民还要兼顾务农，所以上班时间比较灵活。
从1992年开始，一些村民脱离集体企业，先后挂牌成立ZX木业、DH木业、FL木业等私营企业，其实就是规模较大的家庭作坊，主要以木材加工、胶合板加工生产为主导业务。 尤其是1996年D村的集体企业倒闭后，技术员和销售人员都纷纷独立创办自己的家庭作坊。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从集体企业走出来的第一代“小老板”不到10人，经营了6个家庭作坊。
（二）土地政策宽松
在耕地上建厂房直接改变了土地用途，属于将农业用地在不经过征地程序和招拍挂的情况下私自变更为建设用地，是明显的土地违法行为。 但是，当地村民的观念并没有严格区分建设用地和耕地，因此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将建设用地与耕地统筹使用，即遵循一种“农建混用”或“宅田合一”的土地使用模式。 在该模式下，厂房可以随时建在耕地上。
20世纪90年代对于“土地非农使用”的违建管制措施并不严格，乡镇对于家庭作坊基本处于失管状态，连《乡镇企业法》规定对小作坊应该收取的“乡镇企业管理费”都几乎收不上来。 因此，很多家庭作坊的厂房就直接建在经营者租用的其他村民的承包地上。 对于村民而言，想要开办家庭作坊，找其他村民以600-1000元/年·亩的租金价格找块土地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建设用地的土地资源供给充裕。 即使与板皮厂配套的晒板场少则需要7-8亩地，多则占地100亩，也并未出现围绕建设用地的资源争夺现象。
晒板场（笔者摄影）
（三）技术资金门槛低
厂房的固定投入并不多，只需要一层铁皮便可。 基本所有家庭作坊的厂房都只有一层。 在手工操作较多的20世纪90年代，至少需要雇佣16人。 后来随着机械的更新换代，人工只需3-4人便可。 板皮厂的技术门槛并不高，模仿和复制比较容易。 一家人里如果哥哥开厂，往往弟弟也会学着哥哥的样子陆续开厂。
以D村的F自然村为例。 起初F自然村只有4家板皮厂，2018年增加到20多家，数量的增加都是村民之间学习和复制的结果。 据一位家庭作坊经营者介绍，他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家庭作坊，大概投入如下（表1）：
表1 20世纪90年板皮厂家庭作坊投入情况案例
这位家庭作坊经营者的自家劳动力只有夫妻二人，负责监督、记工和每个月的工资发放。 员工的流动性很大，基本每月都会更换。 如果资金紧张，拖欠员工1个月的工资也是一种获得流动资金的常用应急融资方式。 在家庭作坊纷纷出现的情况下，经营者之间在工钱开价方面存在竞争，所以一般会把自己的利润压到最低，不会克扣工人工资。
（四）与打工相比有优势
经营家庭作坊与打工相比，其优势有三：一是收入一般比打工要高。 如果善于经营，在市场高峰期年收入可以达到30多万。 在20世纪90年代，板皮厂的年收入就能高达10-15万。 比如有村民介绍说，他那时与4-5家农户每家出资1-2万元，以等额入股合资的方式合伙办板皮厂，雇佣10多个工人，一年就可以赚10多万元，每家分钱也能分到2-3万元。 而那时务工的月收入只有200-300元，一年只能赚2000-3000元。 合伙赚到钱之后，他们陆续开始单独经营板皮厂，年收入也能达到打工收入的数倍以上。
二是能够兼顾家庭。 家庭作坊的最大特色就是依托家庭经营，因此可以在最大限度地减省劳动力成本和固定投资的基础上，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不至于因外出务工而产生夫妻分居或隔代抚养问题。
三是“做老板”的名声比打工好。 在村庄社会中，“老板”一般给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感觉。 并且“老板”作为员工的管理者，其地位自然要高于员工。 虽然家庭作坊的运营属于非正规经济体系，其中也含有一定的自雇成分，但毕竟时间较为自由，也拥有一定的资产积累，所以能够产生来自其经济地位的名声。
板皮厂（笔者摄影）
（五）木材市场刚刚释放
20世纪90年代中国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木材市场也是一片“蓝海”状态。 首先是商业竞争对手稀少且不成熟。 那时候“人的思想大部分没有个人的发展方向和人生目标”,“从单位出来的人，觉得够吃够花就可以了，钱基本用于盖房和生活消费，没有长远积累和规划”，所以敢于和愿意进入市场闯荡的村民毕竟有限。 个体经营者基本都是白手起家，企业家也还欠缺经验，“不像现在，大家脑子都开动起来了，赚钱非常困难”。
其次是商机多，市场利益充足，是资本积累的最好阶段。 不过商机也需要经营者自己去争取和开拓，到省内其他城市甚至到浙江推销自己的产品。 比如有一个经营者说，他那时每天工作7小时，坚持一个月每天出去推销产品，看客户的脸色调整说话方式。 如果不放低姿态，提高推销能力，商机也不会自动到来。
再次是信息流通效率较低。 市场行情信息的流通效率低，导致商品市场无法在较大地理范围内达成统一状态，少数商品供给者就可以在小范围内垄断市场定价权，以至于不仅商品的省内差价很大，即使只是把商品从村口拉到村外几百米的距离，“都能赚2000元”。 再加上市场营商环境的不规范和不成熟，和刚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容易满足的心态，有村民回忆说“那个时候赚钱太容易了，钱摆在那个地方，就是不想赚”。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家庭作坊不仅不需要投入太大的资金和能力，“只要干就有利润”。
晒板场（笔者摄影）
二、从家庭作坊到工业园区：自主工业化与规划工业化的关系
自主工业化与规划工业化呈现出前后替代的关系。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替代关系并非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单向度覆盖。 换句话说，自主工业化并非只是处于被动地位。 事实上，自主工业化的困顿和规划工业化的优势相互综合，才共同推动了规划工业化对自主工业化的替代之势。 本文拟用“推力—拉力”的动力模式，从产业经营的角度对自主工业化与规范工业化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推力：家庭作坊走向困顿
曾经D村及其附近的300多家板皮厂，然而在2021年7月笔者调查时已只剩不到20多家，整个L镇也只剩下板皮厂460家左右。 近年来，许多农户陆续开始退出家庭作坊的经营，原来占用耕地建起来的板皮厂被拆掉后又重新变成了耕地。 总体而言，家庭作坊本身也正在走向萎缩和衰败。 自主工业化为何走向困顿？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其原因可归结为三点：一是小农思维和有限的资金技术导致产业转型的失败，二是市场饱和和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低端市场的压缩，三是代际继替的断裂导致家庭作坊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
板皮厂（笔者摄影）
1、小农思维导致低端循环
家庭作坊的经营者虽然已经脱农，但其思维仍然浸泡在农业文化中，秉持着小富即安、以生存理性为本的“小农思维”。 因此家庭作坊的经营过程，其实是小农思维引导下的乡土型工业生产和市场参与。 虽然工业产业的生产使20世纪90年代参与经营家庭作坊的经营者获得了超额利润，并被逐渐纳入到全国统一的原材料市场当中，但大部分经营者并没有产业升级的远见，也没有无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增殖动力。 因此，他们的家庭作坊经营并不会追求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或将经营内容向产业的上下游延伸，以将成本内部化而扩大利润空间，而只求赚取足以支付地租、劳动力成本和家庭必要开支的利润；也极少存在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民间借贷行为，更不存在同乡团结在一起形成资本集团的组织整合意识。 即使在创业之初，家庭作坊更多以合资合伙的形式出现，那也更多是基于单家独户资金不够的生存理性考虑。 一旦具备了生存能力，小农“善分不善合”的特征就暴露无遗，纷纷走向单独经营的道路，因为他们认为“亲戚不共财，共财断往来”。 由于没有组织整合以扩大商业资本的思维，家庭作坊的经营者通常只考虑产业链中所能把握的某一个环节，而不会将眼光向作为整体的产品延伸。 有家庭作坊经营者感叹道：“江浙沪坐下来讲的是产品、市场，我们这里坐下来只是讲材料。 ”
因此，虽然L镇数量庞大的木材加工家庭作坊使当地在产业方面形成了“专业镇”的特征，但却无法衍伸和形成相对完整的生产链和销售链，以至于无法出现能够上市的大型企业。 产业链短，没有上下游，意味着家庭作坊在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方面遭遇“天花板”，无法带动商业和服务业就业。 而产业经济缺失不断升级和创新的原动力、产业迭代能力较弱的结果便是：当地的产业进入低端自我循环，“低、小、散”的低端维持型特征使其经济辐射圈越来越小，在多元经济中作为其中一环的稳定性愈益衰弱，被淘汰和替代的风险日益增大。
板皮厂
2、资金技术缺乏限制升级能力
产业的升级一定要以足够的资金为必要条件。 附加值更高的胶合板厂相对于板皮厂而言，就算是一种木材加工环节内部的产业升级。 大部分有能力创办板皮厂的农户，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转型为胶合板厂。 因为胶合板厂的门槛较高，创办时需要80多万，这笔资金在20世纪90年代并不容易凑齐。 胶合板厂的经营者通常将自己所创办的称为“小型企业”，以示与普通板皮厂家庭作坊的不同。 这些“小型企业”都是生产设备和投入少、产值在1000-2000万之间的小规模工厂，经营者一年可以赚50万左右。 在笔者调查时，L镇有100多家板皮厂，胶合板厂只有30多家。
若要从胶合板厂进一步升级为附加值更高的家具厂，则会面临更高的资金门槛。 除了资金门槛之外，开办家具厂还需要有一个从市场营销到技术管理等各方面全方位负责的管理团队，这就为经营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即使L镇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原材料优势，但是要升级为家具厂，还是综合实力不足。
3、市场饱和导致利润萎缩
由于土地制度宽松、家庭作坊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门槛不高，在比较优势和市场机会的刺激下，以板皮厂为主的家庭作坊增速迅猛，并朝着周边乡镇繁衍扩展。 一些后来兴起家庭作坊的地区，甚至有更多的村民选择开办家庭作坊。 有的地区以前只是从其他地方购买木材转卖到D村，后来也开始进入木材加工领域。
市场供给侧出现过度拥挤，预示着超额利润收割期已经成为过去。 剧烈的经营竞争导致市场份额被稀释、市场利润被摊薄，家庭作坊的经营者都只能获得与打工收入基本持平的平均利润。 据经营者回忆，2000年以后利润基本就不行了，一年只能赚8-10万。 此时，经营家庭作坊与打工相比所具有的就不是比较优势，而是比较劣势：夫妻共同经营家庭作坊就成了“一家老小都耗在厂里”，并不如夫妻共同打工稳定和省事。
在无法创出品牌和衍生新特色的情况下，家庭作坊的利润必然走向下坡路。 然而在生意不好做的同时，买木材的投资却仍然不小。 据经营者说，如果板子在夏天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很多，一个月甚至亏3000-4000元。 一旦卖给下游成品厂被老板克扣，所取得的回笼资金不足20万的运转底线数额，或者赊账导致资金回笼较慢，家庭作坊都会被轻易拖垮。 近年来受到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影响，板子卖不出去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最后，还能在市场上留下来的家庭经营者都是强者，实力不强、市场经验欠缺的板皮厂都被市场淘汰出局。
板皮厂（笔者摄影）
4、生产成本提高压缩利润空间
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成本的提高。 板皮市场的过度拥挤，不仅导致市场份额的被稀释，还导致家庭作坊之间在招工市场中产生剧烈竞争，其结果是工资被劳动力的卖方市场抬高，家庭作坊的人工成本不断上升。
二是原材料成本的提高。 由于杨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集中居住对种树数量的影响和政府产业发展思路的转变，L镇本地意杨树的种植规模不断缩减，导致经营板皮厂的家庭作坊面临原材料短缺的问题。 他们不得不从贵州、湖南等地采购松树作为木材原料。 购买和运输这些比意杨树更重的木材原料，又为经营者带来运输成本。 在产品价格本身不涨价而原材料成本提升的情况下，家庭作坊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5、代际继替断裂导致后继无人
对家庭作坊的维持和发展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 如果一方面家庭作坊的经营者陆续流出，另一方面剩下的家庭作坊经营者又没有培养出合适的接班人，那么家庭作坊就必然会在代际继替过程中自然消亡。
目前仍在经营家庭作坊的村民基本属于50多岁的年龄群体，他们经历了从农业经营到工业经营的跨越。 为了实现家庭扩大再生产，他们表现出勤劳而能吃苦的精神品质。 虽然家庭作坊的经营在体力劳动方面投入强度不及农业生产，在时间安排方面也比进厂打工更为自由，但仍然需要经营者在寻找原材料、安排运输、联系下游客户等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和体力，在精神上背负由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带来的更大压力。
然而如今的年轻一代则普遍“怕吃苦”，同时不想背负过大的精神压力，在生活目标上表现得更为自我。 一方面，若父代也是在家庭作坊里打工，或因家庭作坊经营失败而转入打工，则家中没有足以用于创业的资金，子代也不会选择经营家庭作坊的道路，而更有可能会进苏锡常、江浙沪的工厂打工——稳定而按部就班的打工生活虽然不自由，但至少风险小、操心少。 另一方面，若父代一直在经营家庭作坊，子代通常不愿意继续开厂，“因为开厂辛苦，没有可持续的职业前景，干的活比较脏”。 同时，父代开厂的“自由”又影响他们不愿意进入生活被工业时间所规训的工厂打工，而是试图选择在保证“自由”的同时又能较少操心市场风险问题的服务业。 总之，年轻一代基本不愿以创业或“子承父业”的方式加入延续自主工业化的行列。
既有的中年群体本来就表现出保守特征，没有能力和动力改变低端生产模式。 年轻人的拒绝加入，又导致家庭作坊内部无法形成代际继替的循环。 没有年轻人为家庭作坊注入新生力量，就更不会有专业团队和专业人才指导家庭作坊走出困顿状态。
胶合板厂（笔者摄影）
（二）拉力：规划工业化的发展意志
事实上对于全国大部分自主工业化的尝试而言，产业没有升级才是一种常态。 只有在投资、技术、市场等多方面条件共同具备的情况下，在有足够的城市经济作为支撑的前提下，产业才有可能在自主工业化的形态下完成升级，例如广东东莞形成的产销一体化。 而对于L镇而言，由于城乡关系并未形成“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以当地村民为经营主体的自主工业化最终陷入了停滞甚至衰落的境地。 在此前提下，只有将当地家庭作坊式的内生本地工业纳入县域工业体系，在县级经济发展意志的统一规划之下，乡镇工业才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乡镇也才有可能依托乡镇工业而发展。
1、纳入行政规划
当农业税费取消之后，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成为L镇的中心工作。 为了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开辟供地方财政灵活使用的税源，乡镇亟需加强对社会自发工业化状态的监控，通过行政再规划的方式，使其与乡镇政府的发展意志相对接。 而家庭作坊的全面萎缩，意味着全民创业自主工业化时代的消逝，创业机会已经朝着精英化、年轻化和资本化的方向聚集。 产业发展的重置和洗牌，恰好为政府改变对土地和民间经营的失控状态带来了窗口期。
首先，整治非正规经济。 家庭作坊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形态，虽然其分工结构对学历、性别和年龄的包容度高，能够吸纳被正规经济所排斥的冗余人员，但是也因其“小而散”的特点而存在监管成本过高的问题，同时容易产生压低销售价格、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干扰市场的健康运行。 更重要的是，非正规经济虽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就业，但却不承担产业升级的任务，这一点与政府的发展意志是相悖的。 因此，只要一种经济形态的存在对政府治理资源的掌控没有大贡献，相反还占用很多资源，政府就需要促使其淘汰。 在L镇政府规划的工业园区中，将会淘汰1/3这样的工业主体。
其次，严格监管土地使用，土地的开发权重新向县一级集中。 此前的家庭作坊多是经营者自己租农地盖厂房、建立面积广大的晒板厂，这些都属于违法用地。 2014年，国家土地督察局南京局开始督查之后，S县的土地管理变得严格，县级国土部门通过卫片执法和实地察看两种方式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管理监督。 不过为了社会的整体稳定，政府对大部分区域的历史遗留问题采取的是追认合法性的做法，比如2008年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时候，变更了一部分土地性质，卫片执法参照新图斑。 2020年第三次土地调查的时候，则将所有厂房占地全部调整为工业用地，据估计零零散散大概调整了1000多亩（不计晒板场），因为“历史遗留这么长时间，不能全部拆除”。 不过第三次土地调查的数据要到2021年年底才启用，所以暂时仍按照第二次土地调查的图斑进行卫片执法。 虽然卫片执法是刚性的，只要发现问题则乡镇没有解释余地，但是国土部门的卫片执法是采取“挤牙膏”式的缓进策略，只对卫片对比时发现的新增区域进行问责和执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治理违建问题和搁置历史遗留问题两者之间的一种折中方式。 比如，如果之前被大树遮住的厂房在大树被锯倒之后显露出来，或者厂房的房顶因维修而发生了变化，国土部门就会锁定该变化区域进行追踪核实。 若查明此区域属于占用耕地的违建性质，就需要整改：若有建设用地指标就要补办手续；若没有指标，就需要拆除。 如果发现违建属于占用基本农田，则乡镇国土所所长会被县纪委谈话，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县自然资源局会进行通报，纪委跟进查处，乡镇人大主席和分管副镇长连带受党内警告处分。
再次，将社会资本转换为政府税源。 限制土地使用就意味着限制了家庭作坊的发展，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自主工业化只能在政府监控下履行正规手续后方可获得官方权威认证的发展资格，而政府基于发展资格的社会资本一般都会达到一定规模，比如L镇要求在“园区规划范围”内的企业需要注册投资3000万以上。 这就导致自主工业化也向着正规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 企业的正规化意味着企业高度嵌入现代行政服务体系之中，比如企业的用电量也是政府可以精确检测到的。 政府通过检测用电量，可以推知企业的销售量，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企业漏税行为，使企业成为政府的稳定税源。
最后，将自主工业化转换为规划工业化。 L镇为从事木材加工的经营者建立了可以容纳300个厂房的“木材旋切中心”，每个厂房面积达800-1000平米，租金每月4000元，并配套了晒板场。 这些厂房和晒板场对家庭作坊经营者出租，目的就是将这些自主工业化的发展主体转换为规划工业化的规范对象。 入驻“木材旋切中心”的经营者在厂房投资规模、设备采购方面必须服从一套标准化要求。 由于政府的国有公司是厂房和道路建设的投入主体，厂房租金收入归镇政府；而晒场租金则归“木材旋切中心”所在的村集体。 “木材旋切中心”的建立，是政府“淘汰一批、培养发展一批”这一规划意图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自主工业化的规划转换，经营散乱、不便管理、浪费土地资源等问题都得到有效控制。
2、提升发展质量
如果说纳入行政规划意味着产业的集约化和标准化以及产业规模集聚的实现，那么提升发展质量则更多意味着对产业合法性、安全性、环保性和脱低端性的强调。 产业合法性，即对产业标准化的延伸，将符合规范的产业发展形态视为产业发展质量的一个指针。 产业合法性的表现，突出反映在是否违规使用土地，以及是否为员工购买社保。 安全性，是指消防隐患等安全生产方面的保障。 环保性，则是指厂房生产过程中是否产生有害物质，对员工健康构成伤害，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而脱低端性，则意味着对产业链的延伸拓展，打破自主工业化所形成的低端循环状态，调整更新工业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的制态。
实现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政府规划工业化的行政目标。 为了提升工业发展质量，政府通过行政执法关停了一批消防和环保不达标的企业。 同时，政府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县一级的“木业园区”，通过招商引资而引进一批较为规范、规模较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具制造企业，其目的就在于延伸本地木材产业链，让引进的木材企业把新生产设备带进来，使木材产业朝着中端产品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木业园区”也不再准许生产工具和生产流程仍属劳动密集型、生产工艺还停留在20年前的木业企业入驻。 此外，政府目前将重点放在对“高新产业区”机械制造企业的引进上，并计划打造与“木材旋切中心”直接对接的“木材交易中心”，这将直接减少生产链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完善产业链的配置结构。
通过对工业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L镇的木材工业才有可能摆脱传统非正规经济的阴影，提升产业的创新性和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改变劳动密集型企业70-80%没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靠产量提升经营效益而不重视人才的低端循环。
当然，园区工业毕竟属于正规经济，可能造成对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排斥。 但是园区内也可能延展出收房租、开商店、开餐厅等服务市场，能够为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提供一定就业岗位。 以园区对工业产业带来的发展动力为前提，这些问题最终都能得到解决。
胶合板厂（笔者摄影）
三、代际接力进城：自主工业化与自主城镇化的关系
分析自主工业化与自主城镇化的关系，本质上是分析产业链与农民就业、与农村家庭发展的关系。 对于自主工业化有两个分析视角，一个是经营管理者的视角，将自主工业化视为一种经营形态，木材加工便是一个“产业”；另一个是务工劳动者的视角，将自主工业化视为一种就业形态，木材加工便是一种“行业”。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L镇的木材加工基本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只能从事木材的粗加工，市场份额受到长三角和苏南产业链甚至全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辐射，稳定性较差。 一般而言，若受县域市场辐射，则市场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会更高，但只有产业升级之后才能支撑起县域经济，吸引本地青年人倒流回乡，形成产业的更迭创新和正向循环。 而L镇自主工业化陷入了低端循环，当地成为青年人的流出地，在外地务工、在县城买房成为年轻一代的自主城镇化方式。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陷入低端循环的自主工业化，无法创造吸引年轻人返乡的就业机会，而只是吸收农民非正规就业。 因此L镇农村最常见的家庭发展形态，是父代经营家庭作坊或在家庭作坊务工。 自主工业化为父代创造家庭积累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允许他们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有较多自由接送孙代上学。 在家庭作坊打工的劳动力一般都是40-60岁的本地中老年人，在板皮厂旋3-4包板子可赚30-40元，大概50张可赚10元，他们每个月能挣得3000-4000元左右的计件工资。 之所以雇用本地人，是因为如果雇用外地人就还需为其提供食宿，增加经营者的投入成本。 对于50-60多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规企业依照《劳动法》不会雇用他们，他们老化的知识结构和体力也无法操作机械。 而家庭作坊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使脱农而又无法到市场卖菜的老年人也能每月拿到平均1000-2000元的计件工资，甚至70多岁的老年人也能通过铲树皮而获得每日100元的收入。
子代则在外地进厂打工或进入服务业。 与父代将务农或务工的意义寄托于家庭的维持或发展不同，年轻一代偏向于脱离家庭的自我体验，偏好进入公共服务业就业，虽然他们的自我体验仍无法脱离家庭和父代的支持。 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本地胶合板厂打工，月工资5000-7000元。 不过这些基本只有初中学历的80后、90后青年人一般干不长久，最终基本会选择到苏南等地大城市务工，因为能用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小的劳动强度挣得在本地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久（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才能取得的工资收入。 不过这些年轻人基本不会考虑在外成家，因为“外面生活节奏太快，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一般的年轻人自己也不具备足够的技术和创业头脑，家里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为了结婚和孙代教育，子代与父代通常会在县城合力买房。 S县的学区房大概7000-8000元/平米，曾经有高达80-90%的村民都在S县买了房。 很明显，与自主工业化相伴随的自主城镇化方向不是就地城镇化，而是走向县城的城镇化。 父代以自主工业化为手段，达成子代走向县城的自主城镇化目标。 由于这种家庭发展目标具有外向性，村内不会围绕房屋翻新而形成相互攀比和竞争。 又由于父代资金有限，且要集中用于子代的城镇化目标父代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在村内翻建楼房。 以D村为例，村内农户基本没有住楼房的，每家的房屋格局以四合院性质居多，即4间主屋加2间边屋，围成一个院子，占地0.5-1亩。 许多农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翻建过一次，即从土墙草房翻建为砖墙瓦房，但仍然不改变四合院的格局，也没有建楼房，因为“口袋里没钱”。 只有2-3户村民在90年代建了2层楼房，需要花费5-6万元。 而翻修平房只需要1-2万元。 村民说，后来他们赚了钱，也基本都到县城买房，不会用来建楼房。
胶合板厂（笔者摄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主工业化的低端循环，对年轻人造成排斥效应，也让年轻人自主城镇化的方向指向县城；而自主工业化的另一面，则是对父代的包容和吸纳，使自主工业化构成支持年轻人向外自主城镇化的支柱。
而近年来规划工业化逐步代替自主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使乡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逐渐增加，最后也逐渐改变了村民自主城镇化的方向。 具体而言，在本地工业仍处于园区化进程中的当下，随着本地正规工业企业越来越多，条件也越来越好，已有大约60%的本地年轻人愿意进园区工厂上班，外出务工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毕竟，就近务工可以照管孩子教育，还可以照顾老人，况且本地务工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甚至超过公务员。 随着乡镇商品房小区的开发，越来越多的本地务工年轻人会选择在乡镇买房，据说“乡镇的房子卖得比县城还好”。 这意味着，规划城镇化正好回应了年轻人自主城镇化的方向调整。 最终，政府对父代的规划城镇化，也同时成为子代实现自主城镇化的契机。
胶合板厂（笔者摄影）
四、撬动循环：规划城镇化与规划工业化的关系
规划工业化即“园区化”，规划城镇化即村庄以服从政府拆迁安置政策的方式“社区化”，村民生活则以服从政府规划意志的方式“社区化”。 “园区化”的核心工作是园区厂房和营商环境的建设，这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前提。 而园区厂房和营商环境建设的前提，则是足够的土地供给和财政资金。 若要同时获得土地供给和财政资金，乡镇通常会使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作为政策工具，通过“村改居”缩小宅基地的占地面积，将村庄减少的这部分建设用地作为指标卖给需要扩增建设用地的县市，从而获得财政收入，比如将土地指标卖到苏南去，每亩可得50-70万（该收入在县乡之间再分配）；结余留用指标（L镇可留用15%，如果超过，就要用70万/亩去买指标）则可用于覆盖乡镇新增建设用地，这些新增建设用地都可用于新建厂房和社区楼房。
当然从当前“增减挂钩”政策的运作情况来看，这个政策工具的运行效果未必理想。 比如，现在土地指标交易放开之后，指标市场就成了买方市场。 以前土地指标只在全省范围内流动，指标价格还能抬起来。 现在指标供给要在全国范围内竞争，而往往山区能够提供更多指标，就压低了土地指标的交易价格。 “增减挂钩”是一个能够搅动整个土地使用空间布局的政策，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的空间景观。 以前指标在全县范围内交易，搅动起苏南农村拆了一遍；后来指标在省内交易，苏南向苏北买指标，苏北为了生产土地指标也拆了一遍；现在指标在全国交易，搅动起中西部地区也开始拆农民房子腾退土地指标，结果导致东部地区如S县还有2万亩指标没有交易出去，只能沉睡在那里。 如今当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指标价格起不来，原因是：苏南的投资强度达到了天花板，对土地指标的需求量大幅减少；再加上指标供给的市场份额被陕西稀释，江苏作为全国试点被规定每年都要吸收陕西的指标（虽然“占一补一”可以达到，但毕竟陕西多是黄土地，土地等级不及江苏好）。
另一个问题是，国土部门对建设用地面积的认定方式改变，将直接影响乡镇腾退土地的空间和能力。 比如根据第二次土地调查的划定标准，晒板场、自留地都算作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测量也纳入房前屋后的面积，使每户宅基地面积基本可达8分到1亩多。 第三次土地调查调整了划定标准，将硬化的道路算入集体建设用地，但宅基地面积从每家房屋前后10厘米才开始算，原先被算入宅基地面积的自留地被划入一般农用地。 因此从总体上看，第三次土地调查的建设用地面积要减少接近1/3。 这就压缩了乡镇的土地腾退空间。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政策运行逻辑上分析，以“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杠杆，“社区化”以及对家庭作坊所在违建厂房的腾退，可以进一步撬动“园区化”，服务于乡镇招商引资的中心工作。
胶合板厂（笔者摄影）
（一）底层动力：作为中心工作的招商引资
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仍然是L镇足以“一俊遮百丑”的中心工作。 S县每年都将招商引资列为百分制考核中赋分最多的大项（100分中占26分，其中科技招商6分、一般招商20分），对招商突破5亿、10亿、50亿、100亿，以及税收首次超过1亿的乡镇设置不同程度的奖励，并按照乡镇人口下达招工任务，招人标准依照企业要求而定。 乡镇每年一般2-3月招工，县级对乡镇于6月、12月各考核一次。 招商任务并不以签订合同而算完成，因为招商而来的企业和人员要稳定入驻一年以上才算招商引资成果，并且县级对乡镇招商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的阶段性考核方案。 比如，签约时的到账金额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开工时必须具备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竣工时必须做好厂房基础设施，机械必须到场到位。 2021年以后，对乡镇招商的过程性考核更是被“提级考核”，来自上级的重视程度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2021年，S县下达给L镇的招工任务是300人，招商任务是要有2亿以上的工业项目。 由于L镇坐落于县级规划的开发区，招商情况一般较好。
L镇承接县级任务，成立招商组进入村庄搜集村里负责提供的有效招商信息，并对落户乡镇的企业实施奖励政策，对工业指标贡献大的企业则实施发展奖励政策。 L镇围绕中心工作实行“红黑榜”制度（前三名红榜，后三名黑榜，不扣工资），放在会议室门口，促进部门负责人推进部门工作，将村级对招商信息的提供和落地企业的规模都纳入乡镇一级的每月考核项目。
乡镇积极招商引资的激励要素不仅来自上级政府的考核，其动力还来源于企业能为乡镇带来税收收入。 S县当地的工业税收政策规定，工业税收的50%留地方政府支配，其中10%归县级财政，40%归乡镇财政。
（二）撬动杠杆：征地拆迁与规划城镇化
以规划工业化为目标指向，一个重要的政策杠杆就是“土地增减挂钩”，腾退土地形成建设用地指标和园区用地空间。 腾退土地的主要方式，是清退大批低端家庭作坊、让农民上楼，走“社区化”的规划城镇化道路。 S县每年通过拆迁可以腾退1万多亩土地出来，主要用于工业园区的土地供给。
1、拆除家庭作坊
乡镇的目标很清楚，拆除家庭作坊是为了腾出园区用地，通过“腾笼换鸟”将空间让给税收更大的企业。 从2006年开始，L镇对家庭作坊的拆除工作就已进行。 由于是分片区拆除，有的家庭作坊经营者辗转腾挪多地，仍陆续面临厂房拆迁，而能作为厂房迁移地的土地则越来越难以租到。 比如有一位经营者的厂房已经被拆迁2次，最后难以找到迁移地的他，只好将价值4-8万的3台机器当废铁卖了2万多元，退出家庭作坊的经营。
其实拆迁厂房也会遇到经营者的阻碍，因为毕竟经历市场淘汰之后剩下的家庭作坊，每年仍能赚取十多万乃至几十万。 虽然厂房基本都是违建，但拆除这些未批先建的违建厂房，仍需要乡镇和村干部花费大量时间与经营者协商，以经营者自拆为最优先。 如果经营者不同意自拆，乡镇还必须按照执法流程进行，首先诉诸村民代表大会的集体公意，然后由城管执法大队给予处罚和拆除。 如果不按流程进行，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乡镇政府就会败诉，进而提升败诉率，影响上级对败诉率的考核。 政府对于家庭作坊经营者自拆违建厂房是不给予赔偿的。 在一个案例中，厂主出资100多万经营一个违法占地5000平米的钢架结构木材工厂，木材出口西班牙，已经营6年，被卫片执法发现后自拆，没有获取任何赔偿，“老板都快哭了”。 因此，摆在家庭作坊经营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放弃自主工业化道路，以迁入工业园区的方式被规划工业化吸纳；二是以付出一定代价的方式退出木材加工行业，转而务工。
2、禁止翻建房屋
20世纪90年代，在进县城买房的自主城市化逻辑支配下，村民除了将土坯房翻建为砖瓦房，基本不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将村里的四合院升级为楼房。 进入2000年以后，政府则在规划工业化和规划城市化的逻辑支配下，禁止村民建楼房，甚至不让村民翻建和维修房屋，并使各村民小组长成为监督村民的政府眼线和第一责任人，随时将有翻建和维修倾向的村民情况上报乡镇。 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在于促使村民尽快迁入政府规划的社区安置房。
因此，L镇的村庄内大量残留待拆迁的20世纪80-90年代建造的老屋，老年人居住其中。 政府也禁止在村庄内新批宅基地。 安置社区之外整个村庄的发展格局已被县一级的规划工业化和规划城镇化所锁定，只能保持原来的样貌，等待被拆迁改造。
3、拆除自建住宅
拆除自建住宅，是为了形成用于“增减挂钩”的建设用地指标。 村干部首先询问村民是否愿意拆迁，确定后将名单报乡镇，将补偿方案给农户看。 若农户愿意接受则签字，资料再报乡镇，制作拨钱花名册，最后打款给农户。 签好的资料上报县政府，由县政府向乡镇支付补偿款。 从2013年开始，S县每年向乡镇下达1万亩左右的拆迁任务。 如果不能完成任务，乡镇就会在百分制的年终考核中被县政府扣6分，这算是比例较大的扣分，因为一般的扣分幅度是0.5-2分。 而村里每拆迁一户，乡镇会给村集体500-800元奖励资金，以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
2020年以后，拆迁任务开始放缓。
以L镇接到的任务为例，2020年的拆迁任务只有500亩，到2021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00亩。
这是因为大片区域已经基本拆迁完成。
拆迁的规定范围，涉及高速路、高铁路、古黄河、省道和国道两侧500米区域。
农户拆迁补偿标准是乡镇自行制定的，没有基准数。
因此各个乡镇差别很大，甚至一个乡镇也会有几个标准。
涉及省道等建设的拆迁村，标准较高。
拆迁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货币补偿，一种是就地安置。
货币补偿的价格基本维持在900-1000元/平米，根据房屋结构有波动。
不过因为没有评估公司介入，补偿计算并不精细。
如果村民比较强硬，补偿款就会适当增加装修成本。
村民之间也会相互交流补偿金额。
宅基地的合法面积是0.45亩（300平米），可以补偿大概9000元。
超过的面积就算作责任田，按照农地补偿标准30800元/亩（2020年涨到40800元）计算，农地补偿价格高于宅基地（20000元/亩）。
村民获得补偿后可以自主选择在哪里买房。
虽然这种方式看似维持了村民的自主城镇化，但是由于补偿款较低，不足以支付县城买房的首付，所以大部分拆迁户最后仍然选择购买大约1750元/平米的本地新开发社区楼盘（若是贫困户，可以1200元/平米的成本价购买；低保户为1200元/平米，低收入户为1400元/平米，每户面积100平米以下），政府还为他们补贴1-3万元装修款。
如此一来，自主城镇化与规划城镇化就融合为一体。
就地安置的方式，更多适用于五保户和建档立卡户，当然还有一些选择服从规划城镇化的村民。 为了促进拆迁进度，政府提出“先拆先分配”的激励措施。 先接受拆迁者，可以先挑选较好的户型。 安置措施规定，按照原宅基地的面积置换安置房，装修自费。 大部分村民更偏好接受就地安置，因为安置条件至少可以是1：1的面积置换，但货币补偿却有可能不够买到与原来房屋同等面积的新房。
4、安置社区楼房
通过“增减挂钩”获得的指标费用，其中一部分会被用来进行土地复垦和树木清障。 这些拆迁后平整过的一部分土地，就被开发为可对外出售的安置小区。 在2018年前开发的一些安置小区，所在土地并没有经过征地程序，其性质仍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甚至也没有用建设用地指标覆盖，因此不但属于小产权房，还属于耕地上的违建。 2018-2020年，江苏省提出三年农房改善计划，利用村集体腾退出的增减挂钩指标，为集中安置的小区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指标。 但这只解决了耕地违建问题，并未改变房屋的小产权房性质。
以D社区（原D村）的小区构成为例（表2），除了意杨家园和星城花园两个社区是大产权之外，其余小区皆为小产权。 而在百户小区和新时代佳苑小区之外，其余小区皆为高层楼房，这样可以将建房土地节约3/4。
表2 D社区的小区构成
以社区的方式完成规划城镇化，即在村中统一设置了一片集中居住区，便于各级政策资金和管网建设的集中配套。 由于村民已经脱农化，上楼居住也不会存在无处放置农具的问题。 多层楼房都安装了电梯，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也不存在上楼难的问题。
而与平铺式的传统农村居住格局相比，农民上楼后的居住方式有五点不同：一是多出了垂直且通过频率向高处递减的公共空间，即楼道；二是多出了上下层之间的相邻关系；三是多出了外立面、房顶等超出单家独户维修责任范围的建筑部位；四是多出楼道灯、自来水网等纳入公共服务网络的设施；五是构成一个有门岗的封闭式空间。 如果说楼道清扫可以通过延伸村聘环卫工的工作职责而解决（如今不少传统居住格局的村庄也聘用环卫工清扫路面和周边垃圾），那么公共部位的维修、水电工聘请、保安配备等服务都需要一定的物业费用才能予以支撑。
然而许多村民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特别一些老年人更出于低消费的节约意识而不愿意出物业费，使物业费被压到极低的程度仍然很难收取。 D社区目前的做法是建立以集体为主体的物业运营模式：物业由7名本村村民负责，其中，有杭州物业公司工作经历的一位37岁本村村民全职任物业经理，工资每月2000元；其余人员45-55岁，各自都有自己的产业，加入物业都属于帮忙性质。 物业的办公地点设在一个小区的街面房中。 村支书是物业法人。 物业公司召开公司例会时，村支书只参与商议重要事项。 目前物业已经运营几个月时间，员工表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工资报酬。
可见与纯商业化运作、以营利为导向的物业公司不同，在这种“集体办物业”的运营模式下，运营资金以村集体经济作为兜底。 由于员工之间都是相互熟识的村民，治理模式以熟人社会为底色，他们在工资未定的时候，只要家里无事就会到物业公司去。 他们的说法是“先不谈钱，反正服务的都是本村的村民，有事做就先做着再说”，因为基于村庄共同体的伦理责任感已经替代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理性。
总而言之，规划城镇化终于以极低的成本运转起来，一方面安置了腾退宅基地的村民，另一方面又生成能够变现为公共财力的小产权房和增减挂钩指标，同时还为园区招商引资贡献了土地空间。
五、形成新生态：规划工业化与自主镇域城镇化
从“自主工业化—县城自主城镇化”的生态平衡，转型为“规划工业化—规划城镇化—本镇自主城镇化”的新生态平衡，是L镇发展的总体走向（图1）。 以园区化为表现形式的自主工业化，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本乡镇就业。 如今，本地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呈现出回流态势。
图1 L镇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逻辑
例如，高新产业园作为规划工业化的象征，已吸纳1.2万人就业，其中特别包括周边一些工业发展薄弱的乡镇，不过本地劳动力会占60-70%。 引进苏南民企排第一位的一家纺织企业入驻园区，又将扩大1.5万人就业。 有质量的企业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又为更多有技术的年轻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因此近年来S县政府特别注重引进企业的实力，要派几批领导去企业实地考察其是否具有投资能力、产业链是否完整。 这样就避免了企业来圈地盖了厂房、骗了政府的钱之后又跑路的皮包公司。 S县的目标是引进高精尖的企业，所以苏南淘汰的企业S县也不要。 在政府努力下，如今园区已有3000-4000名员工是大学本科学历，将来年轻人将越来越多，工资待遇会继续提高，S县的县域经济有望翻番。
这批年轻人既然在本地工业园区就业，必将购买社区开发的楼房，与父代重新生活在共同的居住单元中。 当然如果父代拆迁后在社区中被安置了2-3套房，父代往往只住其中一套，返乡回流的子代就可以直接入住其余房产。 与父代被规划的本地城镇化相比，子代更多是在本地规划工业化的影响下自主选择本地城镇化。 子代的自主城镇化与父代的规划城镇化在空间上发生重叠，在社区的新环境下重新形成结构完整的家庭关系。
L镇的事例，可以总结为一种规划工业化带动下的镇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该发展模式的关键有二，一是自主工业化陷入低端循环并逐渐走向衰败，二是园区化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相契合，并能吸引优质企业入住。 以此为基础，规划城镇化通过土地供给服务于规划工业化，而规划工业化又反过来巩固规划城镇化，如此逐渐构筑出镇域城镇化的新生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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