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是指什么意思(水乳交融是指什么意思)

邓伟志/文

〔摘 要〕随着网络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文化交融正在成为现实。 为了推动文化交融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富人文化与贫困文化、先进民俗与落后民俗、不同宗教之间以及语言文字等九个方面的关系。 在文化交流、交融中，要坚持包容多样、友谊第一，以促进社会文明为目的的原则，掌握“差异→交流→融合→新差异→再交流→再融合”的文化发展规律，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关键词〕文化功能；文化差异；文化传播；人文共同体；文化融合规律

自古以来，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了数不尽的矛盾和冲突。 有时，同一民族内由于微小的文化差异也会引发一场争斗。 争斗有胜负之分，但也可以认为没有胜负之别，因为在争斗过程中，胜方也要付出惨重代价，有时说不定会付出比败方更大的代价。 几十年前，有位世界级未来学家通过对七十多个国家的观察和分析，预言将来的战争不是经济利益冲突，而是文化冲突。 这话虽不全对，却有合理的成分。 文化冲突是对地球村的破坏，是对人类共同命运增加负能。 古人的文化冲突用的射程只有几十米远的弓箭，今后的冲突会用射程为几十、几百、几千公里的导弹、原子弹，杀伤力堪比文化、文明的粉碎机。 因此，英国学者E.B.泰勒和美国学者R.林顿先后提出“文化传播”理论，认为文化会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个群体。 传播一般要经过“接触→选择→采纳”三阶段的过程。 在林顿的思想里隐隐约约含有融合的意思。 文化传播到今天，学界更应认真研究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用文化交流与融合缓解文化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削弱文化惰性和文化迟滞，从而进一步减少文化冲突。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开放就是敞开国门，方便进进出出。 进出就是交流，物质伴随着精神，商品交易伴随着文化交流。 脑袋指挥口袋，带口袋来来去去的商人以及来自世界的各类人无不是带脑袋来去。 文化无国界，文化交流的翅膀有时比商品流通的翅膀更加轻快、便捷。 在孔子逝世两千多年后，孔子学院走进了160多个国家。 交流是科学，也是艺术。 交流必然导致交融。 作为强有力传播工具的传媒，现在也在走向新闻融合，报、网、刊、端、微、屏在融合；策划、采制、编辑、传播在走向一条龙；通过一次采集、多次加工、多元分发，打造统一、协同、高效的智能化运行体系，从而让新闻生产提质、提量、提速、提效。 融合的现实、融合的加速，提醒、启发我们一定要把文化交流和交融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以促进有规律的交流和交融，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交融。

一、实现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交融不是谁叫喊出来的。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文化交融是时代使然，是科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必然出现的璀璨产物。

(一)网络化推动文化融合

古代有个家训叫做“父母在，不远游”。 这在那个年代是有深刻道理的。 子女远游了，父母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坐轿子、坐马车想赶也赶不回来。 再说，父母也无法把家中情况告诉子女。 父母在家叫苦，子女在外优哉游哉，怎么行呢？可是今天不同了。 你不管跑多远，都可以与父母通过视频对话。 甚至子女在万里他乡，照样可以通过网购，请外卖给父母送上热饭热菜。 网络发达了，固定宽带光纤家庭全覆盖，渗透率激增，接入速率激增，5G基站数量激增，全世界76亿人已被“一网打进”。 交通通信工具越发达，文化融合得越紧密。 电话交流，视频会议交流，线上线下交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天涯真正若比邻，海内处处存知己。 令人惊奇的是，量子互联网的出现，在传输速度、信息容量以及安全性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灵敏度极大提升，远程医疗高精度，设备不受物理空间上分布的限制，通信网络的范围扩展到了太空。 现有的超级计算机需要计算1万年的实验，在量子计算机那里只用了200秒就完成了，拥有人类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能力。 有本事飞到太空的人，照样与亲朋随时联系。 网络的发达倒逼人文交流，人文交流的深化需要日益发达的网络。 不仅如此，量子互联网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探索宇宙星系，探索超新星、脉冲星、地心，探索人体奥秘，从而提高人类的科学文化水平，进一步丰富人文交流的档次和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推动文化融合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和支撑。 商品的流通伴随着文化的交流。 如今商品流通的半径就是地球的半径。 尽管有人搞“逆全球化”，可那是螳臂挡车，阻挡不住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 尽管有些大国的当权派极力搞单边主义，一会儿“退群”，一会儿“出盟”，可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仍然坚持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多边主义，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些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拓展，从进出口的贸易到投资、产能、交通、能源、创新、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都在合作。 商讲商德，中国一贯提倡“儒商”精神。 “儒”就是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主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出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技术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文明经济。 这些年来，许多国家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提出建立人员往来“快车道”，货物运输“绿色通道”，进一步把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变成为世界的、共享的、大家的市场，这是宏大的企业家胸怀。 如今天上有不少商业火箭，包括中国的商业火箭，火箭绕地球转来转去，让世人共赏，在太空中填报订单。 这是经济还是文化？经济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经济。 文化交流岂止是全球化，夸张点说，已开始了太空化。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推动文化融合

人类立足于拥有“内三层、外三圈”的地球上。 内三层是：地壳、地幔、地核；外三圈是水圈、地表和气圈。 这六方面中不管哪一方面，此处出事，都会波及他处。 北欧北部的冰岛火山从地下喷发出来，火山灰越洋跨国飘到西欧，导致西欧飞机停飞。 这个洲的碳排量严重，相邻另一个洲的空气质量不会好到哪里。 这个国家发生战争，必然会有难民逃到别的国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的，多接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弱的，少接纳。 把难民接纳进来也必然会给国家增添开支。 由于文化不同，说不定会引起文化冲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的国家会变冲突为交流、交融。 美国现任总统(指2020年11月)退出有关气候的《巴黎协定》。 另一位参与竞选的总统则表示，他竞选上总统后要马上回到《巴黎协定》。 “‘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

放眼宇宙，地球在银河系这个大球场里，不仅没有足球大小，连个乒乓球也不如。 人类居住在地球上是“蚂蚁啃骨头”。 好在凝聚全球之力解决小小地球上的问题已成全球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具体化。 面对2020年弥漫全球的疫情，为了共同抵制“政治病毒”，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人类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 为了有效应对来自个别超级大国的威胁和干涉别国内政的事实，维护生物安全、数据安全、外空安全，人类需要建立安全共同体。 发展是硬道理。 为了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促进全球全面持续地发展，人类需要构建发展共同体。 为了促进民心相通，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增进各国睦邻友好，人类需要构建人文共同体。 四类共同体是互补、互动、共振的，都在不同角度推动本文的主题——文化融合的研究、发展、巩固和壮大。

网络化带动全球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化和全球化伴随和加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 网络化、全球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共同推动着文化融合和人文共同体的建设，使得文化迁移、文化交融，使得人文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极强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二、文化交融的着力点和关节点

文化是一个泛概念。 英文的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指人的能力培养及训练，超乎单纯的自然状态之上。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方面。 多数国家认为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 文化既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 既有物质又有精神。 有位学人讲，文化是指除了政治、经济以外的什么什么。 试问：政治不是也有政治文化吗？经济是基础，在经济基础上会不产生文化这上层建筑吗？文化的这般广泛性，严格要求我们在推动文化交融中，不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轻重缓急，要学“弹钢琴”。

当前在推动文化交融中有哪些需要抓住的着力点和关节点呢？

(一)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 在工业革命时代，反映资本家和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对推动工业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在资本主义的弊端初露端倪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并且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翻天覆地的革命。 主流是指导，不是唯一。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交响乐演奏中弦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少不了管乐、打击乐。 在倡导主流文化时，仍要注重弘扬多样化，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 戏剧按流派分，有现实主义戏剧，还有超现实主义戏剧；有自然主义戏剧，还有浪漫主义戏剧；有存在主义戏剧，还有未来主义戏剧；有先锋派戏剧，还有荒诞派戏剧等等十余种；按体裁分，有悲剧、喜剧、正剧、悲喜剧；按表现形式可分为：歌剧、舞剧、哑剧、话剧、戏曲等。 各有所好，你不爱看，他爱看。 上海人一直爱看沪剧，可是在多民族、多国家的移民聚居上海以后，沪剧成不了主流，但是每次沪剧演出，剧场上都挤满了土生土长的上海老人。 在满座情况下，老人宁可站着也要看。 花鼓不是主流，但很多地区喜欢花鼓，并且各有特色。 如今仅花鼓在中国就有30多种。 上面讲的分类是大类，实际在许多戏种之下都有适合地方口味的亚戏种。 不管有多少种戏剧，只要致力于文化融合，都可以收到异曲同工之妙。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题为“走向建设性的多元共存”研讨会，鼓励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积极参与有关多元主义问题的对话交流。 会上有些见解可以作为处理主流与多样关系的参考。

(二)要处理好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

高雅文化是少数所谓高雅人欣赏的文化。 芭蕾舞高雅，有些人喜欢观看、参与分享，票价高一些也值得。 可是，不是每个舞台都适宜跳芭蕾。 在贫富差距较大，人均月收入千元的人群是不忍花数千元去分享那高雅文化的。 收入不高的人跳跳广场舞，也能做到乐在其中。 但是也应当让普通百姓欣赏高雅。 在电视里把高雅文化节目播放给百姓看看，就把高雅与通俗统一了起来。 对高雅的人也应当让他们知道，爵士音乐是从民间进入宫廷的。 江苏民歌《茉莉花》已在70多个国家成了高雅文化。 探戈舞最初是下海多日的阿根廷船民上岸后与妓女放松一下的产物。 高雅来自通俗，高雅不妨碍分享通俗。 学者的著作也有高雅与通俗之分。 论文深奥是好的，深得叫人看不懂也无大碍。 如果“深奥”得令同行看不懂，甚至令学术带头人也看不懂，那就有点遗憾了。 社会学大家费孝通说过多次：“有些学者的文章我看不懂了。 ”费孝通不是看不懂，他是批评有些学者故作高深，“造模”，生造新概念，藉以唬人。 因此，还有个对高雅做具体分析的问题。

(三)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现代无不是从传统演化而来。 今人应当虔诚地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 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炎黄文化具有对海峡两岸、海外侨胞的巨大凝聚力。 近年纪念炎黄的事实证明，拜一次炎黄，“两岸一家亲”就加深一分。 但是千百年来，生产力一变再变，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文化也一变再变。 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背叛，不摒弃传统文化中不适于今天的理念也不是明智的。 文化是动态的，要发展，要创新。 文化融合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重复他人的样板，也不能一味抱守老路。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不同于以往的兴趣爱好。 几十年前谁能想到手机会成为人人的必备。 如果增强点前瞻性，在我们现代人中流行的现代文化，有朝一日变成我们后人的“传统文化”时，是不是允许后人对我们一分为二呢？文化只有与时代同行、同步，方能成为时代之魂。

(四)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十多个国家承认我们，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不少国家把我们反锁在国内，我们想出去，无法出去。 20世纪70年代，有些国家开了门缝。 这时，我们的乒乓球队去了美国，被称为“乒乓外交”；我们的杂技团出去了七十多个国家，被称为“杂技外交”；外国没有憨厚可爱的熊猫，我们把熊猫送了出去，被称为“熊猫外交”。 一句话：政治不十分突出的文化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文化，成为打开国门的侦察兵。 如今，中国已同19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外国的文化团体蜂拥而来。 对外来文化怎么看？重要的是一分为二，去芜取精，既不崇洋媚外，也不盲目排外。 英法德俄等国的名著，早就在中国发行，一版再版；意大利、波兰作曲家的名曲，早就在中国传播，一播再播，深受欢迎。 欧、亚、非、美、大洋五大洲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优秀文化。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再早，还有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可绝对化。 中国把来自西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不是为本呢？

(五)在科学研究上要处理好约与博的关系

世上没有万能的人。 专，有助于深。 朝三暮四是做不好学问的。 知识碎片化是成不了系统的。 因此，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在学科上越分越细。 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文科有一千多门，理科有两千多门，如今文理两者加起来有上万门。 科学是文化的先声，也是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分科的细化促进先声的嘹亮，排头兵的威武雄壮。 可是，事物无不有个度，水准的高低在于分寸。 这些年来，在有些地方，针对过于注重“约”，而忽视了“博”的现象，提出教育要培养“T型人才”，博中有约。 个人忽视“博”，妨碍还不太大，如果科学文化界忽视了“博”，忽视了综合，忽视了交流，那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因此，近年有一大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大声呼唤，“要素集聚”“深度融合”“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提出“摈弃分歧”，早日形成“开放的沟通生态”。 脑科学家呼唤物理学配合，研究黑洞的天文学家多尔曼倡导“凝聚全球之力，共同探索黑洞”。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说：“很重要的是，全球科技界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生态。 ”牛津大学副校长查斯·邦德拉力主“跨国合作”。 科学家顾强认为：“创新源于高质量的要素集聚和生态营造。 ”科学家吴宝珠认为“学科跨越还未到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提出要尽快“深度融合”。 科学界的共同呼声是四个字“破圈，跨界”。 他们反对“独科”研究。 尤其在2020年的全球抗疫中，中国等许多国家研究疫苗的专家提出，各国互通信息，主动献出研究成果，不去申报知识产权，因为在今天“时间就是生命”。 科学界的这种文化交流观念，是推动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新动力、新起点。

(六)正确处理富人文化与贫困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由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交互作用、化合而成的。 其中经济条件是不可忽视的。 俗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有道理的。 人们所处的阶级、阶层不同，唱的调儿不一样。 这些年来，贫富差距在拉大，不论是从收入基尼系数看，还是从财富基尼系数看，差距都在拉大。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扶贫措施，略微缩小了贫富差距，但是差距大的现实仍然摆在面前。 经济地位不同带来理念上的差异。 差距大不利于社会安定。 前几年，有人着力批评“仇富”。 仇富是不好的，人家是勤劳致富、智慧致富、合法致富、创新致富，无可非议。 富人进入世界五百强是为国争光，可喜可贺。 可是如果只着力批仇富，不去批富人的嫌贫、迫贫、耍贫，那就是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找到引发仇富的本质原因。 富者、穷者应当是平等的，都是应当讲人道、讲道德的。 中国历来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当务之急要强调的是“先富帮后富”。 想想看，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富人会有那么高的盈利吗？找找看，在欧美各国，有中国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吗？明白了这些，处理贫困文化与富人文化的关系就不难了。 善待穷人，富讲富德，方有企业繁荣，国家富强，社会文明。

(七)正确处理风俗习惯中的先进与落后的关系

风俗习惯是普通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如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节日。 在中国，同一个春节，不同民族活动的内容不一样。 因此出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 民俗中有瑰宝，也有非科学的成分。 有的风俗在此处为瑰宝，在彼处则不作为瑰宝看待。 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入乡随俗”，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习俗。 在新西兰周围的一些岛国上，有人以肥胖为美。 倘若不胖，不仅拼命吃脂肪，而且还要往身上擦脂肪，企图肥起来。 他说肥胖美，你就不必为苗条美跟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从东北到江北，部队是一直高唱着“翻身得解放”过来的，可是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渔民却不许大家讲“翻身”二字。 因为天天在大风大浪中行驶的小渔船最忌的是“翻身”。 于是解放军就不提“翻身”二字，深得民心。 解放军渡江时渔民不仅献出小船，而且不怕牺牲，亲自为解放军划船到江对岸。 请允许来点逆向思考，讲“翻身”就一定会导致翻船吗？是不是有点虚无呢？因此，第二要移风易俗。 天下没有不可移之风。 当然这需要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努力，革故鼎新。 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看，人类“移”掉了不知多少“风”，“易”去了多少“俗”！改善、改良了人民生活习惯是天大的好事。

(八)正确处理不同宗教间、教派间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一种文化现象。 宗教界人士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超自然的力量。 现在世界上有佛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此外，有七八种地区性和民族宗教，以及多种土著宗教。 不同宗教之间是有共同点的。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宗教都是对超越人类知识的某种力量的信仰。 布莱德雷认为宗教是对善的追求。 迈克塔格特认为宗教是人追求与宇宙和谐的一种感情。 赵朴初认为佛教的“普度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 “善”“和谐”“普度众生”都是高尚的品格。 宗教对民族的精神、文化、科技、道德、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的道教寻求“道法自然”，在探索方术中，钻研过医学、天文学。 但是从宗教史来看，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有着矛盾，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也有过观点冲突。 冲突不是和谐，冲突违背教义。 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不同宗教间、教派间的关系。 对话、合作是最好的方式。

此外，还要推动宗教改革。 过去“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恩格斯语)。 今天宗教可不可以吸收科学成果，对自身作些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都知道了。 当时他吃尽苦，可是，前年500周年时西方好多城市为他塑像。 梵蒂冈教皇为伽利略平反就是尊重科学，尽管动作迟缓，但也是一种改革。 现在各大宗教都在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序地进行改革。 西方有很多教堂是教堂，也是图书室，还是市民学堂。 三合一，四合一的都有。 宗教是在改革中存在的。 现在宗教界在扶贫、在慈善事业中作出很大贡献，这是宗教改革的成果，也是宗教改革的方向，还是不同宗教间和谐相处的条件、氛围和征兆。

(九)抓紧研究语言文字改革

语言是人类的独创，只有人类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形形色色的语素组合成话语，用无穷无尽的变化形式来表达无穷无尽的意思。 接着语言而来的，是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 文字突破了口语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突破时空限制的语言文字又受时空影响，形成不同的语种和方言。 语言文字的不同使得语言呈现出多样性，而多样性又阻碍了人与人的交流，不合乎人类创造语言的初衷。 有人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分高低，有人不赞成分高低。 这就是矛盾。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W.拉博夫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各有特点，官腔、民腔不一样，上层、下层不一样，这也是一种矛盾。 矛盾促进了文字改革。 小改有之，大改也有之。 中国1918年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的大众语运动，1942年延安提出向群众学语言，以及1949年的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都是着眼于社会改革的语言运动，朝方便交流的方向发展。 为了方便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1887年，波兰的柴门霍夫提出了以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用语。 1905年举行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 1906年世界语传入中国后，蔡元培、钱玄同、鲁迅、胡愈之都是世界语的积极倡导者。 1986年和2004年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两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受到许多国家好评。 现在全世界讲世界语的人数已超过一千万(还有一说是一千五百万人)。 世界语正在成为文化交融的一种工具。

三、实现文化交融必须坚持的三项原则

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整合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具有社会促进功能，促进积累，促进传播，促进生产力，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 因此，文化交融的状况对文化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必须牢牢把握住以下三条原则。

(一)坚持包容多样的原则

文化上的差异是划分民族的标杆之一，是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 民族自尊心包含文化自尊。 尊重不同民族、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也包含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 学界有“文化平行论”。 所谓平行，大体上有平等之意。 生鸡血有什么好喝的？可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彝族兄弟坚持要与红军“杀鸡为盟”，刘伯承将军就与彝族兄弟一起喝了生鸡血，得到彝族兄弟信任，红军得以继续前进。 把多样包容在一起，是为了求同存异，便于互鉴。 只有把许多“异”存在一起，才有交流的可能。 千篇一律还有交流的必要吗？“存异”不是走过场，“存异”之后，要充分理解“异”的个性。 然后，比较、选择、讨论、协商，有时甚至来点交锋，进一步做到水乳交融。

(二)坚持友谊第一的原则

研讨会上可以各抒己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可是散会以后，仍要握手言欢，举杯相庆。 体育有地区性的、全球性的竞赛；电影也有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评比；科学研究方面也有形形色色的奖项；这都是交流、交融。 大体公平的奖项也难免有疏漏。 获奖者不骄傲，未获奖者不气馁、不计较。 场内、场外都要坚持友谊第一。 友谊是温暖，是智慧，是创新、创造的沃土。 友谊压倒奖金，超越奖杯。 几十年来，不同国家的城市，彼此结为友好，是文化交融的体现和标志。 比如上海已与59个国家的91个市建立友城关系。 文化交流带动友城发展，文化交流是友城的应有之义，友城是文化交流的大运河。 大运河进一步加速文化交流，促进融为一体。

(三)坚持社会文明的原则

文化的积极成果和进步方面是文明，文明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褒义概念。 文化融合的目的和结果完全是为了提高人类素质，是为了提高社会文明。 毋庸讳言，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有高有低。 英国人类学家E.A.韦斯特马克提出“文化相对论”，他认为无法判断文化优劣高低。 这种观点对于反对欧美中心主义是有益的，但是多少有些偏颇。 现在社会文明指数日益完善，年年发布。 事实很明显，在同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不同群体的犯罪率不一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难民的道德水准不一样。 如果允许为不情愿接纳难民的原住民辩解一句的话，他们不喜欢难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难民不守社会秩序，难民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内斗激烈，为了蝇头大的利益，用拳头对付难民营长。 反过来说，移民住得久了，文化迁移、传播的时间长了，定会“以文化人”，在文化上化合、融合，四面八方来的人共同追求文明。 移民评上模范，当上所在国领导人的，也不是少数。 因此，文化交融有个向上还是向下的问题，不可同流合污，而是并肩向上、携手向前，奔向高度文明。

孟云飞书法 文以载道

四、结束语

文化交融是一项文化强国、文化强球(地球)的巨大工程。 在推进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会遇到文化惰性、文化排斥、文化对抗和文化冲突。 这就要求文化界要能够经受住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要有跨过一沟还要越过一壑，登上一座山峰还要再登一峰的全球视野，要有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雄心壮志和坚持不懈的毅力。 要知道，在实现了文化融合以后，还会在更高层次上产生新的文化多样、文化差异，这又要求文化界要目光远大，前瞻万里，推动新一轮的文化融合。 “差异→交流→融合→新差异→再交流→再融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规律在胸，思想解放，理念更新，为文化融合坚毅向前！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陈世清：《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

〔4〕Longley P.，Goodchild M.，Maguire D.，Rhind 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cience，Wiley，2010.

（转编自《学术界》 2021年第1期 P109-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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