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读后感_6500字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读后感6500字

日本对二战反思落后于德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 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 战后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 布鲁玛指出：

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 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 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 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 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 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 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 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 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 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他们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参考和新语言），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 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和争论中成熟起来的。 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 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 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 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 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 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 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 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 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政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而日本人则做不到。 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他们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无法像雅斯贝尔斯或哈贝马斯那样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 布鲁玛在文中曾一笔带过这种缺失的“公共发声”：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 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不能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 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 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 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 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 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 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 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 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 日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 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 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布鲁玛从政治而非文化的角度提出德、日两国的浪漫民族主义问题：“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德国人更有理由对浪漫民族主义恋旧，但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 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 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 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 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 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 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 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 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他的书里穿插着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 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 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 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 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 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 ”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 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 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 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 ”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 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 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 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 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 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 巴伐利亚州高中的学生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这便是德国人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 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 他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 常有人令他重写。 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 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 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 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 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 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 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 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 ”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 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 “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 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 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 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 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 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 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 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 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 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 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 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 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 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 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 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 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 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 ”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 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 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 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 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 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 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 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 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 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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