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讲求礼法并施，他的思想适合作为先秦时期管理国家吗？

我是颜小二，我来回答。 先秦时期，用荀子思想来治国是不可行的。 从《荀子》一书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荀子在维护礼的同时，也十分认同“法”的重要性，“礼法并施”可以说是荀子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但是，先秦时期可不是秦始皇建立的大秦朝，如果把荀子思想放在秦朝的话，说不定秦朝可以延续更久，但是荀子的思想是不可以放在先秦时期的。

先秦时期，就是秦王朝建立以前的这段时间，一般来说，我们议论文化的话，我们所说的先秦属于狭义的先秦，大概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这几个历史时期。 那么要讨论荀子思想是否可以在先秦时期用来治国，我们就需要结合荀子治国思想特点，和先秦时期的社会制度，来进行综合讨论。

先秦时期，夏商周为奴隶制，春秋属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过渡期，战国属封建制基本成型。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别讨论讲求“礼法并施”的荀子治国思想是否符合这三个时期。

1、夏商周时期：坚信意志之天的奴隶制与“礼法并施”的荀子治国思想首先，我们来议论一下，荀子思想中的“礼法并施”适合不适合奴隶制时期？显然是不适合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个过程，而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某种程度上说，背后也蕴含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

在我们的原始社会中，人类在大自然，尤其是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太过无力，同时，原始社会的人对大自然的认识不够，对一些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把握不够。 面对神秘且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大自然，伴随着人类日渐丰富的文明，人因敬畏自然等原因，神话便孕育而生。

而原始社会之后，坚信天有意志是夏商周的特色之一。 虽然在周王朝对于意志之天的崇拜，没有夏王朝和商王朝那么“极端”，但是，“天是有意志的，可以把控所有人之命运”这一思想观念，依旧没有改变。 可以这么说，在奴隶制国家，君主某种程度也是在凭借“君权神授”，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那么，我们高度凝练一点来看，在奴隶制王朝中，谁说了算？君主说了算。 君主听谁的？听“天”的。 也就是说，在奴隶制的王朝中，一个国家能不能好过，得看君主是不是有“德”。 有没有限制君主的存在？在周以前，人类世界是没有的，所以商纣王（商朝认为天独佑君主，君主是天之子）才那般有恃无恐。 而到了周王朝，因为周公制礼，提出以德配天，才进一步加强有了相对实质性限制君主的存在了。

那么限制君主的是什么？是礼。 某种意味来说，守“礼”亦是守“德”，周公的逻辑是：君主要想安坐王位，首先需要有配得上这个位置的“德”。 不“守”会怎么样？会和商纣王一样受到“天”的惩罚。 也就是说，即便到了周王朝，束缚君主的，依旧是所谓的“天”，“天”到底能不能明察秋毫君主有德无德呢？能吗？答案在大家心里。

也就是说，我国夏商周的奴隶制，君主治国，多半属“自我约束”。 那么荀子的“礼法并施”可行吗？不可行。

首先，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明，还不足以达到“法”的高度，该时期坚信意志之天，所以，社会中存在各种祭祀礼仪，但是却难以出现所谓的“法”。 时代的特色，决定了“礼法并施”基本难以出现在坚信天有意志的奴隶制国家。 再加上，从周王朝曾经的盛世来看，我国奴隶制王朝也是有辉煌的时刻，也就是说，凭借着人坚信意志之天的权威，这在某一时期已经足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那么此事人们对“法”就没有需求。 不被人需求的东西，如何成为治国之要？

综上所述，从先秦夏商周坚信意志之天的奴隶制大环境来看，荀子“礼法并施加”一来没有出现的契机，二来，该时代环境下，人类基本没有对“法”的需求，就周王朝的盛世而言，“礼”已足够。 所以，荀子的“礼法并施”是不适合先秦时期的夏商周王朝的。

2、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春秋时期，与荀子的“礼法并施”的治国思想周天子失德，周王朝衰微，这某种程度上说，周王朝可以稳定那么多年，大多是离不开人对天之权威的笃信。

但是，从周天子落下神坛的那一刻，天的权威便在人的心中被动摇，与此同时，春秋时期，社会也在逐渐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这个时候，中华大地大抵便是各诸侯王的舞台了。 诸侯王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慢了，就会被欺负，甚至被吞并。 这个时候，荀子的“礼法并施”合适吗？不合适。

荀子的“礼法并施”适合稳定社会，并不适合改革。 虽然荀子在儒家各思想中，属于相当有改革精神的存在，但是荀子终究还是没有脱离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展现出的改良派特色。 在群雄争霸、积极改革的年代，荀子的“礼法并施”稍显温吞，不合适。

3、基本确立封建制的战国时期与荀子“礼法并施”治国思想战国时期属于封建制度基本确立的时期，适合荀子的“礼法并施”吗？依旧不适合！为什么？因为统一天下的霸主还未出现。

霸主没有出现，便说明诸侯国之间还在相互抗衡，而且在战国时期，几近到达了白热化的趋势。 在这种抗衡之下，要想避免成为大国较量中被吞并的那一个版图，就要有称霸群雄的国力，这无疑需要脱胎换骨的强军强民制度。 这个时候，荀子的“礼法并施”依旧温吞，与法家韩非的“重罚重赏”比起来，还是不够。

虽然提出“重罚重赏”的韩非是荀子的弟子，但韩非显得比荀子更“激进”一些，他把握了该战乱年代人的利己心，建议君主利用这个利己心，以此推着人向前走并服从自己，继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国力。

而国力剧增的背后，则是人心的缺失。 人性中虽生来就有利己，但是却并不只有利己。 韩非建立在人之“自为心”上的“法”、“术”、“势”虽然适合在充斥争斗的战乱年代，帮助一个国家急剧增长国力，甚至达到称霸群雄的高度，但却并不能作为大一统国家在和平年代中稳步向前的指导思想。

毕竟，战乱年代的主旋律是争，争的背后，往往是利己的私；而和平年代的主旋律便是稳步发展，这背后，更多的是合而不同的包容与睿智。 所以，在以战争为主旋律的战国时期，讲求“礼法并施”的荀子治国思想，还是太温吞，不适合各诸侯国用来治国。

4、小总结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从狭义上看先秦时期，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制度的转变，分为奴隶制的夏商周时期，从奴隶制过渡为封建制的春秋时期，和封建制基本形成的战国时期。

奴隶制的夏商周时期，举国上下笃信天有意志，这种时候，一方面因为人类在特定环境下对世界认识的有限，“法”的观念缺乏形成条件；另一方面，从周王朝曾经让孔子都钦羡的盛世来看，夏商周的奴隶制已经足以满足当时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发展的稳步需要。 荀子的“礼法并施”，没有用武之地。

春秋时期属于社会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关键转型时期，诸侯王的争霸态势愈演愈烈，这个时候社会的主旋律更多在改革上，而荀子的“礼法并施”太过温吞，不足以帮助诸侯王完成大刀阔斧的改革，反而容易让国家在温吞的改良下被别的诸侯国吞并。 所以，荀子“礼法并施”治国思想，也不适合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虽然基本确立封建制，但是群雄争霸尚未结束，诸侯王之间的斗争几近白热化，荀子“礼法并施”还是太温吞。 在这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中，“礼法并施”难以帮助国家实现快速提升国力的效果，依旧不适合作为治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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