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吕炳奎主编的光明中医教材怎样？

他自称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张发奎；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

19世纪初的黑热病曾经是当时危害中国人民的五大寄生虫病之一，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十分流行，涉及16个省、市、自治区。

出生于上海嘉定县的吕炳奎在年幼时也饱受黑热病的折磨，寻访名医却不得结果，最终在走方郎中的手中得一良方，几味中药熬煮后居然药到病除，这件事在少年时期的吕炳奎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也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1929年，年仅15岁的吕炳奎敬拜嘉定名中医汪志仁为师，他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很快就掌握了中医诊疗知识理论，并且精通内外妇儿诸科。五年过后，吕炳奎以19岁的年纪挂牌行医，由于师出名门，吕炳奎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其诊所生意日渐兴隆，名气也不断扩大。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抗日战争发动，日军侵占上海，嘉定沦陷，民族危亡。吕炳奎刚刚经营数年的中医馆也在风雨中飘摇，他深感救国救民至责任深重，于是他放弃自己的医馆和医术，变卖家产，毅然投身到抗日战争当中，任当时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队长。

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吕炳奎分别参加了火烧日军飞机、伏击日军汽艇、协助叶飞部歼灭邓敬烈顽军、八字桥痛击日军。这些事迹在上海地区产生巨大影响，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专区加以介绍。

1940年，吕炳奎被派到浙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任浙东三东地区工委书记兼海防大队政委等职。他所在的海防大队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海防纵队，吕炳奎被任命为海防纵队政委，这是我军最早的海上武装力量，浙东根据地也是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

从一名民间郎中，化身为民族抗日英雄，吕炳奎的传奇人生其实才刚刚开始。

战争结束后，吕炳奎又再次投入到中医药事业当中。

他在1954年召集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组建了全国第一所中医院、中医进修学校，编写了相关教材27种，培养了200多名中医师资，其中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的就有40多人，这是建国以来中医药教育事业迈出的第一步，如董建华、程莘农、王绵之、印会河、王玉川、杨甲三等中医名师都出自这个时期的江苏南京，因此吕炳奎自己也常说：“中医工作，起步南京”，这是他为全国中医事业发展奠定下的基础。

同年，毛泽东作出关于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两年后，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谭振林向毛泽东推荐说：“吕炳奎是个名中医，应该让他出来管中医工作”，随后吕炳奎被调任为中央卫生部中医中司司长，他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态：“要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随后他开始积极开展中医教育事业。

从1956年开始，吕炳奎陆续组织建设了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和成都中医学院四所学院，这也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四所中医类院校。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医学院，中医高等教育事业由此拉开序幕。

除了中医高等教育之外，吕炳奎还十分注重中医师承的发展，他对中医带徒的传统非常重视，在1960年，全国大约有5万名中医徒弟，他自己也在忙碌的工作中带徒十余名，其中谭凤森、张朝和、郑伟达、张清华等都是他的学生，而孙光荣、郝万山、王文奎、王丙申等中医名家也与吕炳奎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吕炳奎在中医师承方面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呼吁中医专家多带徒弟的号召，自己也身体力行带了两名徒弟，在弥留之际，他依然关心弟子的学习状况。

1977年，吕炳奎重新担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他通过调研发现“西学中医师大部分被分配到中医机构，中医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阵地，这就使中医药人员失去了独立从事临床工作的机会，只能看门诊或者给疑难病人会诊，根本得不到对危重病人从始至终负责到底、系统观察治疗的机会，高级中医师手里没有完整的中医病例，难以总结经验，所以本来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经验的中医，也只能无所作为，他们的学术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大幅下降。解放初的第一代名医基本没有了，第二代在解放初年纪还轻，没有闯出名气就年逾古稀了。”

于是，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医药工作的书面报告，这份文件经过中共中央研究批示，最终形成了1978年（56）号文件，这是中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文件，是中医走向恢复发展的标志，从各方面解决了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也是民间中医第一次通过官方考核进入中医医、教、研单位当中。

1982年吕炳奎同志退居二线，担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委员，第七届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但是他依然时刻关系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创办函授大学，相继建立分校24所，培养中医人才三万多名。

2002年，吕炳奎已经是89岁高龄的老人，此次他写下一封万字书信给国家领导人，疾呼“挽救中医，刻不容缓”，并提出了设立中医与西医两个在行政等一切方面平等的行政机构，终止建国53年来西医统治中医的行政模式，加强和扩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等主张，力求将传统中医药发展为主流，还再次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只力量共同发展的方针。

在信件的最后，他自称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

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发布，这是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而制定的办法，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次伟大进程。

《中医药法》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针，建立了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加大了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这些内容与吕炳奎当年的理念有许多不谋而合，他一生都和中医药紧密相连，自幼学医，又弃笔投戎，再重新回到中医药教育建设当中，如今中医行业的繁荣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倘若他在天有灵，那么看到如今国家对中医事业的发力扶持以及中医行业的蓬勃发展，必定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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