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侯列传原文及翻译,淮阴侯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

正史记载，韩信的确是因为造反未遂，被吕后发现，伙同萧何用计处死的，并灭了族。《史记-淮阴侯列传》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淮阴侯列传原文及翻译！”遂夷信三族。

我个人认为，韩信应该是没有实施造反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正史中记载的很多细节逻辑不清，不合常理，甚至自相矛盾，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 韩信没有造反的资本。

《史记》中记载，韩信是在汉五年因为有人诬告他谋反，被贬为淮阴侯的，被解除兵权后随刘邦到长安居住。实则是留在刘邦身边被监视居住，比软禁好不了多少。而记载韩信谋反是在汉十年，距离韩信被贬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相信韩信之前的那些粉丝早已和他画清界限了。没有得力的助手，也没有充当炮灰的小兵，谈何谋反？

第二、“谋反”暴露的原因十分可疑。

司马迁说，韩信得罪了自己的舍人，舍人的弟弟去吕后那里告发了韩信。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谋反，多大的事啊，一个舍人怎么可能知晓，也未免太儿戏了。

第三、 韩信与陈豨的“谋反约定”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汉七年，刘邦平定韩王信叛乱，韩王信逃入匈奴。刘邦封了陈豨为侯、赵国相国，令他督统赵国、代国的部队巩固国防。可见当时刘邦是认可陈豨的人品和能力的，两个人正在蜜月期。韩信要不是脑子进水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跟陈豨说：“哎呀，皇帝多疑，你早晚还是造反的好，我帮你”。这不是扯吗！

第四、 韩信矫诏释放各官府的囚犯和奴隶当炮灰这种说法值得推敲。

圣旨哪里是那么容易伪造的！再者说，皇帝远在代地平叛，诏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没有什么喜庆的大事件，也不是新皇登基改朝换代，何来的大赦天下？就算韩信厉害，确实伪造了诏书，那么拿着诏书到各处官府释放囚犯和奴隶，这么大的动作，吕后又怎么会不知道呢？而《史记》中说，韩信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陈豨消息后杀入皇宫。要知道，代国距离长安往返一千多公里，又是战争时期，人员往来一次至少要十天半月。这么长时间多么周密的计划都泡汤了。

第五、韩信造反的首要目标是吕后和太子，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治之举。

如《史记》记载，韩信与陈豨约定他为内应，搞定吕后和太子。而这种动作即使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呢？皇帝在外，身边又有主力部队，各地诸侯王都是刘邦的直系亲属和旧将，也不可能听从韩信指挥。刘邦本人也不是一个“妇人之仁”的君王，此举显得无足轻重。

第六、 根本没有造反的时机。

我们用常人的思维模式试想一下：刘邦御驾亲征，一个老头跋山涉险，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扔在家里，且不说刘邦多疑的性格，换做任何一个人，在此时，都会格外加强京城的戒备。他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凭韩信的军事才能，他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第七、 对韩信没有政治头脑的说法，我认为是偏激的。

项羽分封完诸侯王后，韩信主动投靠刘邦，是看清了时势；还定三秦，是他能看清形势；背水一战以少胜多，是他看透了人的心理。他拒绝了项羽的劝降，没有听从蒯通的建议，原因只有一个：他深感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叛。同时也应该是部分认同了蒯通的说法，但他认为，至少，刘邦不会要的他的命。一个懂得感恩，“一饭千金”的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合乎情理，而不是缺脑子。

第八、《汉书》和《史记》的记载明显有悬念。

《汉书》中是这样说的：“高祖已破狶归，至，闻信死，且喜且哀之”

《史记》又是这样记载的：“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记载刘邦的态度一个是“且喜且哀之”，一个是“且喜且怜之”，一字之差，表达的已经却截然不同。但无论是“哀之”还是“怜之”，两个作者其实都不约而同，意欲表现出刘邦的“不舍”之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邦这样一个狠角色，他“哀”什么？他又“怜”什么呢？如果韩信确实谋反，他因该“怒”才对吧！或许，韩信并未造反，而当刘邦知道这个既定事实后，故而有此吧。

第九、历史背景有可能局限了历史的真实性。

无论是班固的《汉书》，还是司马迁的《史记》，作者都是汉朝的官员，有一些真实的历史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当然，他们也不敢去探索。而即使是知道实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敢说出来的。毕竟，一个盖棺定论的反贼，至少在本朝是不能被翻案的，更何况还涉及到开国之君。有些事，正史也不一定全都是事实。

结束语：从某种意义上讲，韩信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当世人都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巅峰，犹如穿越了一般。用兵无师自通，死后无著传世。古往今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功高震主者又有几人能善终呢！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哥只做一个传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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