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蝗灾」河南蝗灾发生在哪一年
今天我们来聊聊河南蝗灾,以下6个关于河南蝗灾的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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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蝗灾发生在几月
1942蝗灾发生在6月。
经历1942年大旱之后，1943年河南全省爆发了大范围的蝗灾。洛阳、宜阳、新安、孟津、长葛、尉氏、鹿邑等县，同时又发生蝗灾，漫天蔽口之蝗虫，所过之处，禾苗被噬尽净，秋收绝望，民食已罄。
灾情影响：
档案显示，1942年，蝗灾遍及河南40多个县。汤阴、修武、扶沟、沁阳、新安、登封、荥阳、汝南等，蝗灾面积均在100万亩以上，其他各县也都有几十万亩遭受蝗灾。据《河南灾情实况》记录，始于1942年的灾荒，一直延续到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的灾荒变得更加严重，再加上赈灾的延误和地方官员的克扣，致使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并不断饿死。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河南大饥荒
河南什么时候发生过蝗灾？
民国31年，就是1942年，河南发生蝗灾。
解放前河南水.旱.蝗三灾齐发是哪一年
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或1941年夏到1943年春。当时河南省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遭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和遭遇日军轰炸而死者无数，而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一路上饿殍遍野，饥民相食惨不忍睹。
1948或1949是否在华北河南地区发生过蝗灾？有具体在哪一年？
1942年河北省黄骅县一带的蝗虫不仅把庄稼、芦苇吃得一干二净，连糊在窗户上的纸亦吃得精光。一群飞蝗窜进农民屋里，竟然咬破了孩子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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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乡档案馆记载，“1942年8月，蝗虫蔓延获嘉、辉县，遮天蔽日，方圆数十里，落地二三寸厚，数时禾苗叶茎尽被吃光。”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中国历史上大蝗灾有哪些？
由于蝗灾发生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国的蝗灾并没有因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条件合适，蝗灾便会卷土重来。如2002年入夏以来，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新疆等13个省区市10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蝗虫。截至6月底，农牧区发生蝗虫面积达9000万亩。
蝗灾的历史回顾
先秦古籍如《诗经》等多称蝗为螽（螽是蝗类的总名，还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称若虫）。战国后多称蝗。蝗和蝝都为害庄稼。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最早记载蝗虫的是《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不俱引。约在宋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94年中共发生蝝灾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农历）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发生次数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数字分布，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至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
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紧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6、7两月是夏秋蝗灾并发的时期。
笔者对周尧《中国昆虫学史》附录历代蝗虫灾害登记表的重新统计结果，从公元前707年（鲁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该书印刷有误，统计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对于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祸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后，纸张及印刷条件改善，蝗灾的记载便较详细，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秋七月，许、汝、衮、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有蝗起东北，趋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飞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时饥民啸聚山林。太平县蝗虫飞，飞蔽天，禾穗树叶食之殆尽，民悉转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啸山林。三月，平阳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
"（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子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武昌飞蝗蔽天。房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秋，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地厚尺许，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
蝗灾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按其发生次数的地理分布，为：
黄河流域：436次，占85．82％；长江流域：69次，占13．57％；华南西南：3次，占0．58％。这个分布情况与陈正祥研究的"蝗神庙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学者陈正祥查阅国内外收藏的中国方志3000余种，找出其中记载有蝗神庙地点的，即在地图上标明，最后制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蝗神是总称，包括叭蜡、虫王、刘猛将军等）。利用蝗神庙分布绘成的蝗灾分布地图，有一种超过文字记载的优点，因为凡是有蝗神庙的地方，反映当地的蝗灾必有反复发作的历史，故农民不得不立庙祭祀。
陈正祥归纳蝗神庙分布图的特点有四：（1）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2）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没有。（3）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4）云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灾也较普遍。这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反映蝗灾偶然发作的地点，因为蝗灾偶发地区，往往没有建立蝗神庙，便无法在地图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的蝗虫是没有分类的，郭郛等研究现代中国蝗虫的生物学分类，指出有三大类，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郭郛等也将中国蝗灾的分布绘制成"中国飞蝗三亚种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蝗虫主要都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一带，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一带。其中东亚飞蝗的分布情况，同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非常一致，并且弥补了"蝗神庙之分布"中因不是多发性地区故没有蝗神庙的缺点，以及西北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因缺乏方志记载故蝗神庙极为稀少的缺点。将两图合起来看，可以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分布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天人感应面临蝗灾的尴尬
子思、孟子等倡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自然与人为合一。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发展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万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神化了皇权，但另一方面，天人感应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使得人君不能为所欲为。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在天人感应说的倡导下，产生了"变复"论，所谓变复乃指一切的灾祸都是天意，只有通过祭祀祈祷，才可以转"变"灾异而恢"复"正常。在蝗灾猖獗，眼看禾稼被蝗虫啮食无收，百姓饥饿死亡，人君这时再深自谴责，下诏罪己，又何补于抗灾？所以东汉的王充便坚决反对，在《论衡》中反诘说：天地广大，用一点点祭祀的食品，"天地安能饱？"但天人感应的思想仍深入人心，当政者和老百姓面临蝗灾猖獗时，都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时，唐太宗在皇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白居易在其《新乐府》之"捕蝗"中，一方面对蝗灾及捕蝗有客观生动的描述，但最终仍陷于天人感应的困惑中："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治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他还是认为"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后，蝗灾就消灭了。
但是，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人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听其猖獗。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性，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入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天人感应说到宋代，被程朱理学所张扬，仍然很有威力。宋代的朱熹奉旨去浙东一带视察旱灾和蝗灾的情况，随时报奏皇上，其中提到他在会稽县广孝乡亲自主持捕蝗、收买、焚埋蝗虫，大蝗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蝗每升给钱五十文。但同时朱熹又举行祈祷，专门写了一本《乞修德政以弭天灾状》，开头报告沿途所见灾情之严重，接着说"臣窃不胜大惧，以为此实安危治乱之机，非寻常小小灾伤之比也。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
在蝗灾猖獗面前，民间对蝗灾的态度也处于非常矛盾尴尬的境地。
周代腊月祭祀称"八蜡"（蜡音zhà），指八种要祭祀的神，即"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作物神）、"邮表□（田神）、"猫虎"（益虫神）、"坊"（河堤神）、"水庸"及"昆虫"。先啬和司啬是丰收之神。祭猫可除田鼠，祭虎可除野猪，故猫虎成为祭神。昆虫专指为害庄稼的害虫。"坊"、"水庸"和"邮表□"都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护神。到后世，八蜡的内容起了变化，先啬和司啬转为神农和后稷以后，从八蜡中分离出去，单独祭祀；猫虎因其捕食对象减少也慢慢淡出了。八蜡神在民间浓缩演变为驱除害虫之神，特别是为害最厉害的蝗虫，被提到了首位，称之为"虫王"。所以八蜡庙或虫王庙，在华北农村实际上都是祭祀蝗神的庙。
刘猛将军庙（简称猛将庙）发生于南宋的太湖地区，当地民间认为刘猛将军的驱蝗威力远超过八蜡庙和虫王庙。清初的袁枚竟然把八蜡神降级为受刘猛将军的支使："虫鱼皆八蜡神所管，只需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
刘猛将军即南宋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年），他和岳飞（1103～1142年）同是南宋抗金名将。因受张俊、秦桧排挤，被剥夺军权，改任地方官，受到人民爱戴。
刘锜曾于宋高宗绍光六年至三十一年间（1136～1161年）先后驻军或转战于镇江、扬州、金陵、平江、巢湖、合肥一带，其战功显赫，深得这一带民间人心。而这一带正是蝗虫的滋生多发区，所以刘猛将军庙独起源于太湖地区，为纪念刘猛将军举行的庙会（猛将会）也特别多。刘锜更被封为灭蝗之神："宋景定四年封刘錡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
刘猛将军庙的威名还逐渐传入黄河流域，与北方的八蜡庙或虫王庙并存，河北徐水、武安县还有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三庙并存的现象。《山东·威海卫志》说："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奉文捐建之。"
蝗神庙的历史演变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对蔽天遮日而来的蝗虫，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先是祭祀八蜡神，以后发觉不灵验了，直接改祀虫王庙，虫王庙也不见得灵验了，听说江浙一带的刘猛将军"有求必应"，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乃又转而建立刘猛将军庙。
八蜡庙和虫王庙的祭祀是贿赂性的，乞求虫王手下留情；刘猛将军庙则是打击性的，不吃软的就请刘将军把你消灭掉。软硬兼施，蝗灾依然如故。三庙林立，是历史上农业生产和农民饱受蝗灾苦难的印证。
历史上治蝗的生态观萌芽
尽管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在治蝗问题上陷于困境时，实际上不论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祭祀虫神的同时，也投入积极的捕蝗灭蝗中去，并且摸索创造出许多灭蝗的经验。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无非是治标和治本两大方面。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笔者按：一斤卵块约有蝗卵4至8万粒，故一石卵绝不止百石蝗）。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危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只因蝗灾之来，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受到明朝徐光启《除蝗疏》和董?《救荒活民书》等的影响，进入清朝以后，有关治蝗的专书也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陈仅的《捕虫汇编》、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陕西芷龄的《除蝻八要》、陈崇砥《治蝗书》等，反映了有知识、有科学头脑的士人，紧跟徐光启、董?之后，提倡人力治蝗。当然，明清治蝗书的增多，也不是好事，它反映蝗虫问题到明清时期不见减轻，更见严重。
在祈祷神力驱蝗和主张人力捕蝗的历史过程中，明末浙北嘉兴、湖州地区，农民发明了以蝗虫饲鸭、山区贫民以蝗虫饲猪等措施。对于大量捕集、数以千百石计的蝗虫，如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概焚埋，不加利用，也确实是能量（蛋白质）的很大损失。唐太宗带头吞蝗的传说影响很大，据说唐代民间因而形成了食蝗的风俗，甚至于以蝗虫为珍贵的食品，互相馈赠。
据分析，蝗蝻的粗蛋白质含量为71．21％，粗脂肪为9．1％，碳水化合物为5．13％，灰分为5．24％。其食味近似虾干，营养价值和鱼肉类相当。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一带餐馆里，还有以蝗虫为佳肴，供顾客点菜之需。苏北蝗区常年有蝗虫产卵的地方，遇蝗虫大发之年，居民打了蝗虫，晒干后贮藏起来，做干粮或肥料用，荒年时还要预防晒场上的蝗干被人偷去。历史上自南京浦口至徐州一带，处于洪泽湖和微山湖蝗虫滋生地带，蝗灾频繁，形成了以蝗蝻饲鸭的传统，有专业的鸭户领导放鸭，犹如蒙古草原的放牧牛羊一样。据调查，一只大鸭一天中能吃掉蝗蝻两斤，则一千只鸭每天的食蝗量达两千斤之多，当地的蝗虫虽然年年滋生，也就难以成灾了。
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天人感应仍然有其科学的积极的意义。生态学并不认为人可以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受自然界生物链规律的约束。蝗虫之所以猖獗，是因制约蝗虫繁殖的客观条件失控，如干旱缺水、天敌减少、植被单一化、越冬残虫量大等，给蝗虫提供了快速繁殖、短期内爆发成灾的可能。气候干旱化是亚洲大陆腹地的大趋势，非人力短期内所能扭转，但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河滩裸露，湖库脱水，退耕还湖、还草、还滩过程中没有注意综合措施，残留虫量太多等，都是导致蝗虫爆发的条件。蝗虫的天敌包括菌类、螨类、昆虫类、蜘蛛类，两栖动物类、鸟类等，据统计，达68种之多，尤以鸟类的食蝗量为大，其次是捕食蝗虫的昆虫；天然的益鸟因人们捕捉不断减少，只能依靠鸡鸭等家禽实行突击捕蝗。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蝗虫问题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却完全可以科学地给予控制。继承历史经验，在蝗虫多发区和附近地区，有计划地组织一定规模的养鸭养鸡场，扩大推行生物治蝗、食蝗和制作蝗虫饲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一项措施。
古人们治理蝗灾时，都有过哪些令人称赞的办法呢？
我国古代对于蝗虫的防治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最古老的方法就是人工防治法，利用蝗虫的趋光性，用火将蝗虫杀死。其次还有用器具捕杀的方法。到了后期开始在农业上进行发展，培育特殊的种子来避免蝗虫灾害的发生。还有一些地区采用生物防治法，利用其他生物来减少蝗虫灾害等。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也来自农业，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依靠农业。因此水灾、旱灾和蝗虫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随着华夏五千年的发展，蝗虫曾多次威胁过华夏大地。为了战胜这一灾害，古人主要采取了
政策+技术两种措施来处理蝗灾。
一、封建王朝为治理蝗灾所采取的政策
据记载我国蝗虫灾害最早在周幽王时期，《诗经》中有云“田祖有神，乘畀炎火”可见在当时祖先们已经懂得用火来消灭蝗虫。
不过封建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便对蝗虫这种灾害进行了神化，像孔子，董仲舒，班固等人都认为蝗虫灾害发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恶政，他们认为蝗虫是上天给统治者的惩罚，他们也坚信蝗虫是“神虫”，不能杀死，在这种思想下很多人对于蝗虫采取了消极态度，任由蝗虫，啃食庄稼。在唐朝前期，很少出现有官府组织的灭蝗运动。
到了唐朝后期，这种思想逐渐转变，唐玄宗时山东爆发了蝗虫灾害。宰相姚崇主张灭蝗，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得以实行。最后山东地区的蝗虫灾害得到了控制，此后，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捕蝗吏”来管控全国的蝗虫治理工作。
自此，我国封建社会对于蝗虫灾害的治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统治者推出了很多政策：
首先完善了奖励制度，鼓励民众捕蝗。比如宋朝规定凡是捕获蝗虫一斗的人，就给钱100文。
其次，官府还制定了相关的捕蝗法来惩治治理蝗虫灾害不力的地方官员。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规定，地方官员遇到蝗虫灾害，没有尽早去除的，革职查办。
第三，开展治理蝗灾的宣传鼓动工作。清朝时就印发了，很多有关治理蝗灾的小册子广为散发。
二、古代治理蝗虫灾害的主要技术
据研究表明，蝗虫繁殖的条件主要有三个，首先要有大片荒地，其次，土地要留有空隙，最后就是植被覆盖稀疏。
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水位是否稳定是影响蝗虫灾害的关键的因素，水位的稳定就会出现大批的荒地促使蝗虫产卵，引发蝗灾。
所以，蝗灾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环境渐渐萎缩。
隋唐以后，黄河中游的峡谷被大量开垦，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影响到了黄河下游的安全问题。至此我国北方地区的自然平衡被严重破坏，气候灾害频繁。
到了北宋时期，黄淮海平原已经失去了过去经济重心的地位，与此同时蝗灾日益频繁。 蝗虫治理技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完善，劳动人民对于蝗虫灾害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很多治理蝗虫的技术：
（1）采取人工防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方法。比如说，利用蝗虫的激光性用火烧灭。《诗经》中曾经记载“夜中设火，火边掘坑。”这是最古老的一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法也渐渐完善，到了明清时期成为了全国各地最主要治理蝗灾的方法。
（2）根据蝗虫的进化过程，分阶段地进行防治。比如说开沟陷杀蝗虫的幼虫蝗，这种昆虫没有经过羽化不能飞，于是便把它驱赶到水沟中，用土将它掩埋下去。在古代常常将50人为一队，一个人打鼓，其他的人紧随其后用扫帚，铁锹等，将若蝗赶到沟中。
（3）用专门的器具进行扑打。这种方式比较单一效果也比较有限，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形成了多种形式，主要有布围式，用一块一丈宽，1.2尺的粗布，两头各套一根插入土中的木杆，等到蝗虫来的时候，迎面将布落下就可以将蝗虫困在布里。
（4）挖掘蝗虫虫卵的方法也很盛行。
唐朝五代，时期人们认识到消灭虫卵可以减少蝗虫灾害的发生，于是便把这项工作推广实施开来。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在田地里寻找是否有像蜂巢一般的小孔用土锹挖起，查看是否有蝗虫的卵，如果有的话便用打火烧去。
最后，根据蝗虫喜欢鲜艳色彩和强烈声波的习性进行驱赶。
（5）农业防除法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方法。首先人们会对粮食的种子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将马骨，附子，蚕粪等有微弱毒性的东西和种子共同搅拌然后再进行耕种，这样可以避免蝗虫灾害。
（7）通过翻耕来消灭蝗灾的。徐光启认为秋天的时候进行翻地可以把阳气埋在土里，这样可以杀死蝗虫的卵。
（8）种植蝗虫不喜欢吃的农作物来避免蝗虫，比如说，黄豆，绿豆，黑豆，芝麻，棉花，荞麦等。
（9）生物防治法。利用自然界食物链的规律来抑制消灭害虫，比如说保护那些以蝗虫为时的益鸟，饲养家鸭等。
（10）痘毒治蝗法。明朝时期，湖北曾有一种方法在捕获的蝗虫身上刺孔点痘浆，然后放出这样便会在蝗虫中进行传染。这可以说是我国病毒治理蝗虫的先例了。
（11）通过化学方法来去除蝗虫。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矿物质和油性化合物，或者是毒烟来防除蝗虫，首先，利用石灰和稻草灰来进行防治，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就记载过这种方法，把草木灰和石灰碾压成细末撒在粮食上面，蝗虫就不会啃食农作物了。
（12）油化物驱除蝗虫。清朝时期常常用油和水混合在一起撒在农作物的枝叶上，蝗虫不会啃食这种沾上油的农作物。
（13）熏烟驱除蝗虫。清朝《除蝗备考》记载过这种方式，用木杆，稻草杆等东西燃起浓烟，借助烟雾中的有害物驱除蝗虫。
三、蝗虫灾害带来的影响
结合历史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蝗虫灾害一般会发生在封建王朝的末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一般来说，如果社会安定，蝗虫灾害也会被治理住，可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战乱贫乏，蝗虫灾害很难得到根治，于是便会引起大爆发。
这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史料记载后晋天福七年。山东河南等地爆发了大蝗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社会动乱，很多农民揭竿而起。
蝗虫不仅破坏庄稼，甚至还吃人毁物。明朝崇祯十七年，河南地区爆发的蝗灾，就出现过蝗虫攻击民间小孩的消息。乾隆五十年有记载蝗灾发生时，有路人看不清路，被蝗虫吃掉。
在我国古代，治理蝗虫的方式有很多，这些都是古代人民勤劳创造的结果，蝗虫灾害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启示，我们不能够过度开发破坏大自然，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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