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
就业压力(就业压力有多大)
如果只看官方统计，似乎目前的失业压力并不太大。从新增就业看，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连续6年突破1300万大关，比上年增加10万人。从失业率来看，去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但近年来降至较低水平；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在4.8%至5.1%之间，除个别月份外，均低于去年同期。
然而，与波澜不惊的统计数据相比，网上关于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更令人震惊。一直被视为高薪集中营的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这次的传闻中成为裁员的重灾区，包括阿里巴巴、JD.COM、富士康等都曾被曝出大规模裁员。当然，相关公司也断然否认。
去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稳定就业的“一揽子”措施，特别提到“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上一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这份文件的公布在裁员传闻之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政府部门在稳定就业上下了很大功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的就业形势并没有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乐观。
官方就业数据之所以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同，与我国的统计方法有关。比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只针对在劳动部门积极登记失业的人，但更多的失业人员不积极登记失业。因此，这一指标与实际失业情况大相径庭，其真实性屡遭诟病。该指标在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障和就业指导方面更有意义。此外，中国其他一些重要的就业指标，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再就业人数等。，在统计方法上与登记失业率相似，而且它们的准确性不是很高。
从去年初开始，我国统计部门就与国际接轨，正式发布了城市调查失业率指数。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指标也首次被纳入就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100多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5%”。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指被调查失业人员占被调查职工和失业人员之和的比例。以前登记失业率的时候，相关部门都是等着数据上门，所以数据失真很大。调查失业率时，统计部门专门组织调查人员根据每月采集的样本进行入户调查，数据采集更加活跃。
2月5日，美国密歇根州通用汽车装配厂(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应该说，与过去沿用多年的登记失业率相比，调查失业率的准确性要科学得多。采用城市失业率调查后，中国的失业率水平至少可以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较。去年12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4.9%，高于美国和日本。由于去年美国经济复苏良好，就业市场表现强劲，去年失业率约为3.9%；由于劳动力短缺，日本的失业率仅为2.4%，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新低。欧洲经济复苏受阻，就业市场低迷。平均失业率约为8%，高于中国的失业率。但由于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已试运行5年，去年首次正式公布，其具体准确性还有待时间验证。
由于我国失业率的统计方法还处于升级阶段，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与人们的实际感受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相当正常的。除了统计数据的偏差，中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就业市场直观感受的混乱。一方面，许多企业在大规模裁员，而许多企业缺乏技术劳动力和新人才，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两者共同指引着中国就业市场的现状。虽然部分行业人才短缺，但整体就业市场中的失业压力明显高于本地需求缺口。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就业压力增大是很正常的。不仅在中国，去年还有很多跨国公司宣布大规模裁员，准备收缩战线过冬。通用计划裁员1.47万人，福特计划裁员2.5万人，拜耳计划裁员1.2万人，宜家计划裁员7500人。一场全球裁员风暴已经开始。
从中国市场来看，本轮就业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增长放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把“保8”作为增长的底线，其主要目的不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结构性问题，它高度依赖经济增长来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很多发达国家可能只需要3%左右的增速就能实现充分就业，而中国需要更高的增速。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以前的8%越走越远，就业压力自然会上升。此外，去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中国仍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过去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产能过剩，近年来逐渐得到清理。去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部门在《通知》发布后3个月内确定第一批名单。要合理安排确定后续处置企业名单，原则上所有处置工作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随着大量僵尸企业的关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失业。
2018年，虽然国内很多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但真正的考验还在2019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创28年来新低，但这可能只是开始。从去年底和今年年初的资源网统计来看，2019年经济增长压力持续攀升。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国内制造业PMI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继续低于50%的门槛。另一个关键指标，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自去年底以来加速恶化。去年11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同比下降1.8%，出现三年来首次负增长，12月份负增长继续扩大至1.9%。工业企业PMI指数和利润增长率都是宏观经济的关键先行指标。这些指标的恶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今年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中国面临多重考验。首先，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真的会出现。中美贸易战虽然在去年爆发，但很多出口商在去年四季度争相出口，并在今年年初关税升级前出口到美国，所以贸易战在去年短期内刺激了出口，真正的影响要到今年才能充分体现。目前，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如果谈判失败，意味着贸易战将继续升级，贸易战的影响将在今年得到充分展现。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意味着中国将大规模增加对美国的进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受到明显挤压。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今年中国出口引擎对经济的贡献都将继续下降。
除了中美贸易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会给中国出口带来压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并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除了中国和美国面临的增长压力，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今年都面临着各自的麻烦。如果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出口需求将进一步承压。
今年的消费增长也不容乐观。在去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接近80%，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期间，多项关键指标增速创下十多年来新低。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仅增长8.5%，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1.7个百分点。电影票房收入增速仅为1%，而去年同期增速高达70%，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仅增长个位数。如果连春节假期都不敢消费，那一年的消费水平自然就很难展现了。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9%，比2017年慢1.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将明显放缓，恢复两位数增长可能还很遥远。
从投资角度来看，虽然我国基础设施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不可能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刺激。一是资源网络中出现了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只有民间投资重新活跃起来，投资规模才能真正反弹。能否重启民间投资的核心因素在于能否打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但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有效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办法。
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支撑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对于民营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这份文件可以看作是近年来的一次大改革。为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文件提到要“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提高不良贷款评估容忍度”。这种表达相当罕见，所以不难看出管理层急于刺激民间投资。但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大规模逆周期向民营企业放贷的风险也很明显。但如果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够快速反弹进而显著解决就业问题，不良贷款的上升是管理层可以容忍的。
2019年，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报告裁员。滴滴计划裁员2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5%。这一次，滴滴没有否认裁员。虽然过去一年滴滴一直处于风波之中，但滴滴公开宣布裁员却是无奈之举，因为去年公司亏损高达109亿元，如果不精简人员，公司的亏损可能还会增加。预计在业绩压力下，去年裁员仍被隐瞒，今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公开面对。毕竟生存的压力高于舆论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约3000万下岗职工，在短时间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一次，中国的失业压力再次上升。如何把阵痛降到最低，成了对中国当前经济的一大考验。
从国务院发布的就业促进文件来看，冲击也在多方面得到缓解。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将上一年度实际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的50%返还给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鼓励支持就业创业，加大对创业担保贷款利息补贴和奖励支持力度，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15万元；积极实施培训，支持困难企业对员工开展在职培训，对失业人员开展培训；帮助下岗工人。如果上述措施能够落实到位，应该会对促进就业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要解决就业问题，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是中低速增长方式，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没有必要一直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水平。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矛盾，比如环保、产能过剩，其实都是过去经济增长的过度需求造成的。因此，如果就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相当于放松了中国的经济。一旦中国经济不再需要强行维持高增长，很多潜在的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就业弹性低，即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导致就业增长率不足。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就业弹性还是相当高的。1980年至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9.5%的增长，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4.3%，就业弹性为0.453。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弹性大幅下降，现在只有0.1左右。就业弹性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活力主要来自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以第三产业为主，创造就业能力较强。随着乡镇企业的萎缩，中国经济进入了资本密集型的投资驱动模式，在创业和就业能力上远不如第三产业。因此，尽管经济增长率很高，但就业弹性继续下降的现象出现了。
发达国家创造就业的能力很强。之所以3%左右的经济增长可以创造充分就业，但中国长期以来需要通过“保8”来实现就业。主要区别在于，服务业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占比高，创造就业的能力远远超过工农业。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服务业约占GDP的70%，70%的就业人口基本都在服务业。中国服务业近年来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十年前，服务业只占GDP的30%左右。到2013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去年接近52%。从就业分布来看，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中，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27%、28%和45%。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在GDP占比和就业人口占比方面一直稳居第一，但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尤其是就业人口比例，发达国家高达70%，而我国只有45%，仅相当于100年前英美两国的服务业水平。这反过来表明，如果服务业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的就业市场将得到极大改善空。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更高，如金融、文化、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更高，这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要想大力发展服务业，就必须打破行业壁垒，最大限度地开放服务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业的发展与当前对民营企业的救助有很大的重叠。从就业角度看，我国民营企业承担了80%的就业，民营企业之所以遭遇经营困境，与市场准入密切相关。打破市场准入，打破民营企业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给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可以一举两得，既能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困境，又能刺激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来源。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中，当时约有3000万国企职工下岗，但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只是处于暂时的低谷，很快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经过短暂的阵痛，3000万员工的下岗压力终于被消化。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这一次，中国经济处于减速期，逐渐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难以通过增长解决失业压力。我们真正能依靠的是深层次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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