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喜欢跟风？
因为跟风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融入集体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可能给生物进化带来优势。所以今天人们还是喜欢跟风。
中国古人教导我们，君子要谨小慎微，独立自主，但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似乎君子更重要的是谨小慎微。事实上，随着公共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在私人领域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公共生活领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一个人可能因为对亲人的爱而不在家抽烟，但一旦到了公共场所，就会当着很多人的面抽烟，比如进入无人之地；在餐厅吃饭时，如果餐厅里有几个声音大的客人，我们自己的声音也会增大；互联网上不同的社区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讨论风格。如果论坛里的人互相说坏话，加入社区的用户很快就会学会这些粗鲁的语言。一旦我们进入一个群体，我们会立即失去自我。真实情况可能比这还要糟糕。在公共场合，我们每次都会犯一些错误。我们总觉得这是中国式的过马路，别人也是，社会环境也是，等等。这种自我安慰可能会暂时让我们感到安心，但事后来看，当我们的集体行为伤害到别人时，我们仍然会感到内疚，我们都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上述现象其实源于人们的跟随行为，或者是受他人影响而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1.乌合之众的进化优势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被别人影响？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看作是理性的，就不难解释这个选择。同居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融入集体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可能给生物进化带来优势。动物在迁徙时往往会成群聚集，因为面对其他捕食者时留在群体中更安全，不仅因为群体的攻击力更强，气势更足；群体的合作也使他们在面对河流、山谷等障碍时产生合作解决方案；此外，这种聚集也使得捕食者需要平均跑更远的距离来寻找猎物。鸟类飞行时，如果不能与周围的其他鸟类协同行动，很可能会发生碰撞，两者都会死亡。在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羚羊，如果因为基因突变而不愿意加入兽群，很可能会因为掉队而死在鳄鱼或猎豹的口中，不会有繁衍后代的机会。对于最近出现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它们的进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灵长类动物可以形成非常高效的群体组织。这种组织的形成可能依赖于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了。2014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卷尾猴更喜欢那些能立即模仿它们行为的动物[1]。一般认为这种模仿与合作行为直接相关，这说明这种与其他个体一致的模仿行为在高等动物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组织结构和职能的复杂化。当我们融入一个群体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我们会更喜欢那些与自己有相同行为模式的人，这与猴子非常相似。
2.从乌合之众的行为中获利
虽然已经找到了进化的基础，自然选择鼓励集体行为，但是如果这种适应群体的行为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时代，那么人类完全可以抛弃这种行为。人类之所以长期没有摆脱这样的行为，恰恰相反，在集体行为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适应群体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从群体中获得一些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一种直接的刺激，比如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一旦他和群体中的其他人特别不一样，比如批评领导、讽刺同事，他往往会被排斥在外，这可能不仅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工资。这种好处也可能是一种间接刺激。比如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可能不会让我们马上转化为金钱，但是可以帮助一个人维持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都知道，微信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种编造的独家新闻，漏洞百出的心灵鸡汤，荒诞的健康知识。如果有人总是喜欢在其他朋友的分享下指出错误，那么他很可能不受欢迎。相反，喜欢分享心灵鸡汤的暖男，很可能在别人面前留下温柔体贴的印象，从而增加日后从这个群体中受益的概率。当然，现实世界中的利益关系总是比这些简单的例子更复杂:比如，我们有时为了跟上某些规则或群体形成的公认伦理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比如，年轻人给老人让座，猴子互相抓挠背)，因为个人的这种牺牲可能会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所以我们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从这种行为中受益。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到了某种吞下自己嘴巴的群体，他们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从争取权利中获得的收益与为此付出的代价相比太多了，所以他们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
3.走向极端乌合之众
然而，乌合之众仍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面是如前所述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但这种集体行为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集体行为模式中可能存在比个体行为更强烈的部分。在勒庞的书中，他这样描述群体行为的狂热:当他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想到杀戮和掠夺，并会立即屈服于这种诱惑。意想不到的障碍会被暴力摧毁。人体确实可以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所以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形成的正常状态也是这种愤怒的状态。纵观人类历史，这种群体狂热并不少见，一旦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观点和行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无法控制的悲剧。为什么会这样？
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极端情况。其实，愿意参与某个群体，愿意按照集体行为模式行事，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我们可能愿意和身边的人保持一致，但是如果身边的人没有疯，那么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冷静的。假设我们有加入疯狂军队的门槛。如果狂军的数量还没有达到这个门槛，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冷静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在某种隐性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每个人都参加了狂欢派对，但没有人愿意站起来唱歌跳舞。此时的气氛非常尴尬。一个社会如果有很多积极分子，很容易达到大家心目中的门槛。接下来，平时连话都不怎么说的人也加入了狂欢的队伍。其实在这个时候，舞蹈的氛围是由少数人推动的，但是随着活动的进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意识到这一点，而如果这些人再一次掀起活动的新高潮，别人很容易在他们的脑海中达到新高潮的门槛。而如果这不是一场联欢会，而是一场社会动荡，那么可能会出现可怕的局面。Granovett的模型表明，集体行为的极端化趋势不仅与每个人自身的偏好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是否存在活动阈值低的人(比如笑点低的人)，而这在一个集体行为开始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
在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的《独裁者手册》中，还有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选举中，如果一个政党需要赢得三个相邻村庄选民的选票，它会决定向三个村庄中最支持该政党的一个村庄(如医院、大学或其他公共产品)提供一些反馈。这个时候，只要政党能够牢牢抓住两个村有影响力的选民，甚至有可能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因为如果第三村的公民不大规模地为政党投票，他们很可能会在政党上台后失去利益，如果投票，他们也可能会分享到反馈的利益，如果成为最极端的支持者，获得利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例子说明，表面上看，似乎每个人都在适应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但实际上，可能有一些核心成员可以主导集体行为。在鸟类和大象中也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它在一些重要场合的作用也会相应增加。如果你想操纵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乌合之众的意愿，你可能不必试图控制和贿赂大多数人。通过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向少数能够使自己获胜的群体发送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以及公众对利益的追求，是有可能实现的。有野心的人找出对方不迎合乌合之众的言论或行为，这样大家才能真正抛弃这些人，这可能会让思想和行为高度同质化的乌合之众群体变得更加极端，从而彻底陷入某种无法解脱的怪圈。
下一篇：如何让西瓜另类使用起来？上一篇：前鼻韵母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