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py go lucky （happy go lucky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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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好运(祝你好运动画)
口头/杨毅整改/于斌
封面图/刘洋
周建平Compilation/rwzkjpz@163.com
翻译家杨毅今年102岁。近年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于斌一直在为她做口述回忆。这个过程不像是特殊的采访，他们只是像往常一样随便聊聊天。于斌说，“断念”正是杨先生自述的特点。
杨毅、李耀林、巴金兄弟之间的通信，现在是文坛上的一个故事。然而，在杨毅的《破碎的思绪》中，有许多珍贵的光影片段在这段经历中鲜为人知。以下是这一部分的摘录。如果你读了巴金的《家》，你也可以读读杨毅回忆中更丰满的觉民和觉慧。他们在现实中的故事同样感人。
给巴金写信
我18岁的时候，妈妈说现在我成年了，应该有零花钱了。之后，我每个月12元就零钱了。以前，我想要的东西都是家里买的。我不是一个人过马路，身上也没带钱。我第一个月就拿到钱了。我去唱片店买了四张洪欣唱片，一张三元，很贵。我很高兴能拿回来。然而，这种快乐并不能清除我的抑郁，反而有时会变得更糟，因为我觉得我和参加抗日运动的同学有着两种不同的职业，我觉得在这么大的时期“过着贵族小姐般的生活”。
这些对我妈妈来说没有意义。我从来都不敢和她对抗，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对抗。我想不出我怎么会听不进妈妈的话，只要我还在这个家庭，我想不出我的状态会有什么变化，除非我要出国。
我是在极度痛苦中开始给巴金写信的。
我从17岁开始和巴金交流。以前看了很多巴金的书，比如《家》、《雷》、《雨》、《雾》，不仅是小说，还有他的书。新文学作家中，哥哥爱胡适，姐姐仰慕冰心，我最佩服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姐姐真的很佩服。她的毕业典礼吸引了我的加入。燕京大礼堂，同学们都在，司徒雷登带着方帽子来了，冰心和一些老师跟在后面，我妹妹靠着过道站在外面，冰心从她身边走过。她很冲动，大喊“谢先生！”冰心赶紧把手指放在嘴边让她安静。冰心的作品都是唱母爱的，我有点走散，因为妈妈一直对我很严格。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在《家》里写的东西和我的家太像了。
1937年，杨毅从天津市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后，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我在中西女校的朋友中，有几个对巴金很着迷，他们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作品，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可能很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很多年后，我意识到我的同学刘在我开始给他写信的同时也在给巴金写信。1985年，我在和她的通信中谈到了这一点。她在3月8日妇女节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参与‘12月9日’活动时，我的心像火一样燃烧，我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即将沸腾和爆炸。一个18岁的年轻人无法忍受燃烧的火焰和爆炸的血管。她在追求一个支持者和一个受害者。巴金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为。我告诉他，我们会拿着墙报，举行篝火晚会，去强子河中间划船，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慰。”在刘访问延安之初，他给巴金写了一封信，巴金称赞她走的路是正确的。
我还写信给巴金寻求安慰。那段时间我特别郁闷。有很多因素。先是前面提到的“一二·二九”活动，然后是弟弟(杨)出国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孤独。我哥哥对我很好。我总是跟着他，事事听他的，像是一种依恋。有一次我上楼，抬头看空喊“哥”。表哥杨听说后，告诉妈妈六姐想念哥哥。我一直叫哥哥“哥”，来源于一个笑话:八叔家的四哥和七叔家的五哥，和带我去玩的哥哥一起，两个人都去了薛鑫书院，说英语，告诉我，叫哥哥说“亲爱的哥哥”的时候，不能说“亲爱的”，只能说“亲爱的哥哥”。当他们开玩笑说，好吧，你喊“哥德尔”。从那以后就一直这么叫。我总是跟着哥哥，等我老了，姐姐也说我和哥哥是一条船上的。
杨的哥哥和姐姐都笑着笑着。左边是大姐姐杨敏如，中间是小姐姐杨毅。
巴金是我的偶像。另一方面，对我来说，他像兄弟一样取代了我的兄弟。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我欣喜若狂。我迫不及待地拥抱了那些日子里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是想笑，甚至做梦。其实那封信是我悄悄写的，收到的时候也没法公开，特别是瞒着我妈。
在第一封信中，我写了我对他作品的热爱和对他的崇敬。以后我会慢慢的把我不说给别人听的事情都告诉他，问他对每件事情的看法。都是长信。我喜欢做梦，梦多，在信中向他描述每一个梦。我以前给朋友写长信，但是我给巴金的信太长了，很多年后，他有一次在朋友面前取笑我，说我的长信有17页长。
也许是第二封信，我谈到了对家人的不满。重点是表演，我想成为他作品中的觉慧。当他回信时，他表示不赞成，说我太年轻了，不能先把书读好。耐心点。当时我不知道他和刘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夸她去延安是“正道”。否则，我可能会问，为什么你同意刘走自己的路，而不同意我像觉慧一样呢？他可能会说你的情况和她的不一样。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刘没有到达延安，他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了。巴金总是很珍惜年轻人，为他们做假设。
我和巴金沟通过，我妈没有反对。一开始我瞒着她，后来忍不住说了出来。我给好莱坞明星和巴金写过信，她也知道。当他们回信时，我什么也没说就告诉她她很开心。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她读了巴金的《家》，知道他出名了。她没有说什么《家》，但她晚年曾经说过，我、你和你哥哥没有给我任何功劳，所以你才知道怎么玩！为什么不能写一本书《家》？巴写，你不会写吗？但另一方面，她也挺传统的，一直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水家庭和我受巴金影响有点耿耿于怀。晚年，她曾经告诉我，你们都被巴金伤害过。这意味着我未来的道路，离开家去学习，包括婚姻，不由她支配。
“李达先生”
巴金在给我的信中劝我好好学习，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耀林，他会资助我。李耀林是巴金的亲弟弟，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好。巴金是和他在四川的家分开的，也就是和李耀林在一起。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耀林去了北平学习燕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又去了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不擅长和陌生人交流。我怎么敢自动找？我给同学冯秀娥写了张纸条给他带，上面写着家庭住址的联系方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1925年，巴金和他的二哥李耀林在南京。
李耀林当时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合璧，比我低一个档次，但我们经常一起上课。她家里经营着一个丝绸村，弟弟在南开中学读书，李耀林是他的老师。他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特别好。和南开的很多同学一样，秀娥的弟弟也很爱李先生。日本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到达老师宿舍。李先生没地方住，秀娥的弟弟让他住在家里。秀娥家有了住的地方，同时又想让李先生帮孩子上英语课，于是同意了。李先生住在冯家原来的客厅里。巴金之前给他写过信，提到我，说如果没有妹妹，就把她当妹妹看待。因为他知道我和冯秀娥是同学，就让她约我去她家见面。
冯秀娥对我说，李先生问起你，说你为什么不去看他？我一时想不起来。我问，哪个李先生？她说，是巴金的哥哥！我只想来这里。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我以为你是个孩子，没想到你已经成年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但真的不是小孩子。之后他不止一次的说，总是说我:我不太年轻，为什么什么都不懂？
后来交流开始了，越来越密集。有时一天有两封信。他第一次每天给我写两封信。从第一次见面到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我收到了四十多封信，我应该给他写更多。在巴金面前，我总是叫他“李先生”，而李耀林是他的哥哥，所以他被称为“李达先生”。写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给巴金写信，只叫“先生”，给李耀林写信，叫“李先生”。我不是故意的——写给巴金的信重要的是说我很沮丧，而写给大李先生的信则更日常，说着更有趣的事情，吃什么，去哪里玩，见谁...汇报一切。
李达和巴金先生的信送到了同学叶道春的家里。当一封信来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我会让我的小本子捡起来。小本是我们家的司机，在我们家工作多年。我按了楼上的门铃，他从隔壁房间过来听指令。
我和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一起走过三四次。一般来说，我们约定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见面。跟我妈，就说我去同学家玩了。我在学校和家里被教导不允许说谎。在家里，我不敢隐瞒妈妈问我的任何事情，所以当我说去同学家的时候，她相信了我。当我说我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我没有撒谎。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和同学一起和李先生散步。比如有一次，和李达先生见面后，我去找我的同学安继伦。安继伦的家人也在租界。有一个小院子。大李先生在马路对面等着，我就过马路按她的门铃。晚上，英租界很安静，门铃响得很响，又按又按。我听到安继伦在里面和大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出来说家里人说现在出去太晚了。于是我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大概是我按门铃的时候，没等它说完就又按了一次。大李先生笑着说，急什么？我说我不着急。我不知道我是否想和李先生单独散步。
我没有和李达先生去看电影，但我们是在电影院认识的——不可能和一个男人去看电影。当我们在家看电影时，我们通常不当场买票。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电影广告时，我们会让仆人购买一定的时间。我通常一个人去看电影，和妈妈或同学一起。这个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去了很多。在信里，我会告诉李达先生看哪部电影。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还有很多名著。我先看的电影，好莱坞拍的《咆哮山庄》也是。叫做“我的灵魂离开了，讨厌天空”。有有声电影的时候，很多电影公司争相拍音乐片，比如米高梅、派拉蒙、美联社，他们的中文名好像是“美联社”，都是拍的。我们本来不想在家看的，后来就放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露出大腿的。有一部《百鸟拜凤》，我看了三遍。我会在信中把这些都说出来。还有《丹宫恨史》。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原著小说《曾达的囚徒》，是“通俗小说”之一。过去，这些大李先生都不看。他总是听我的。他只是说，也让我看看。
当时电影院没有坐对地方。有趣的是，有一次我看到李达先生，我坐在左半边，他坐在右半边。不久之后，在另一家电影院，我坐在右半边，发现他坐在左半边。按照惯例，坐在电影院的哪边，他就在我的对面。
即使李先生是被发明的，我们也不会坐在一起。只是电影结束后，我会看到他站在门口等我。我看电影的时候，家里的人力车都在门口等着。这个时候我就去告诉司机跟老师说，让他等着。
我和阿利先生没有单独相处过几次，但是外面有谣言和流言。我不知道当时是否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但她似乎也觉得我有问题。每天下午，在某个时间，我会打开房间里临街的窗户，播放留声机上的唱片，开大音量。不是卡鲁索的歌，就是吉利的歌，我听过，和李达先生讨论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利益，不能互相争取。我喜欢卡鲁索，他也爱吉利。南开中学被炸后，他在同样是教会学校的华钥中学找到了工作，待遇比南开好。这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离华钥中学不远的华钥巷。李先生从住处去学校时，必须经过华钥巷。我们住的房子正对着街道，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经过我家门口。我算了一下，华钥下午放学后会等他。
希望他听到唱片的时候，知道我在等他，在给他放。虽然他看不见我，但他确实看着楼上。我不会开窗，在楼上开窗和他说话更不可能。我只会远远地看着他。就这样，我妈变得疑神疑鬼: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大声放唱片？当然，即使她来我的房间看我在做什么，甚至看向街道，她也发明不了什么，因为她不知道有一个大李先生。
这是我和李达先生之间的秘密。给巴金写信，然后对我妈就不是秘密了。她和李达先生交流，对此一无所知。没多久我就和李达先生沟通了。他说我们可以给所有的字母编号，所以我编辑了它们。这些信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把它们拿出来读。不仅是对我妈，对我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和李达先生分享过秘密。直到我到达昆明后，我才和同学们谈论李达先生。每次收到李达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仅开心，而且开心，因为保守秘密让我的快乐加倍。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吧？
李先生没有教我，但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他的学生在一起。他在南开教的学生中，有几个后来和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比如黄裳和黄宗江。当然，我们一起聊过李耀林，他们的回忆也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李先生。在他们的印象中，李达老师讲课生动活泼，对学生和朋友一样热情。他有许多爱好，比如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逛书店和滑冰...在学生眼中，他只是一个“快乐王子”的形象(黄宗江的一篇回顾性文章，题目只是《快乐王子颂》)。这些很多也可以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得到印证。比如音乐，他说话总是津津有味。虽然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过演唱会，但是我们都是分开听唱片的，除非他从我们家楼下走过来，听到我在放唱片，才算一起听。比如滑冰，我和他一起滑冰，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当他背着“滑冰华尔兹”滑冰时，我们都觉得很棒。
后来遇到巴金，慢慢熟悉了他。我会有意无意的对比一下。巴金不讲究穿衣服，李耀林更讲究穿衣服，不是他穿的衣服档次高，而是他讲究整洁，强调合身，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帅气迷人。巴金除了写作没有什么爱好，而李耀林兴趣一般。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爱玩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他亲近的原因之一。巴金更多的是一种“尊重”的成分。
其实李达先生有时候是不开心的，可以说，他一直承受着事业的沉重压力。我太年轻了。我总是告诉他我的苦恼，他也不会协商他的苦恼。但在信中，他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一切都是生活的不幸！”我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我随遇而安。”我清楚地记得，他在一次散步中说，他同意“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相比之下“随遇而安”，这说明他不愿意接受命运的支配，但随后他苦笑着补充道:“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没什么！”
直到中年，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内心的辛酸。巴金《家》里的觉民身上有大李先生的影子，就像你从觉新和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哥李耀梅和巴金本人一样。他随巴金离家到外地求学，都是有规模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他把巴金从他的老家庭中带了出来。但是李先生在后来的情景小说中没有写。重要的是，李耀梅因为家庭破产自杀后，他和家人并没有那么对峙。他认为他必须承担过去大哥的义务。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四川，他的继母、兄弟姐妹和一个大家庭都依赖于他。其实他没有巴金那么坚决。巴金与家人发生矛盾时，总是在中间斡旋。当然，他希望过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正义，过着艰苦的生活。我能看出他的尴尬。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没钱买棉袍，更不用说大衣了。
当我遇到李达先生时，巴金已经出名了。一本《家》给巴金带来了无数的读者。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养家糊口的天赋，但他希望弟弟能把全部的精神都奉献给写作，或者独自承担家庭生活。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一个非常自满的人，不会向别人抱怨。他从未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很晚才从外地学习，他们的英语老师是著名的巴金哥哥。李达先生没怎么跟我提起巴金。我跟他说《家》的时候，他笑着说巴金没有“冯明”，没有他四哥编的“表哥秦”。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溜冰场上，他说巴金的时候，有一种不解的表情。他说他最爱四哥，四哥很努力。他野心勃勃，从小就有信仰，他愿意为信仰而死。他才是有前途的人。(言下之意是他自己没有未来。)
然后他用英语说:“我为他感到骄傲！下面这句话永远不会忘记我:“我不想靠哥哥出名，如果愿意，我想靠自己(我不想靠哥哥的名气，如果愿意，我想靠自己)！"
我知道人们总是在背后说李耀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多少损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就用中文笑着告诉我，四哥比我努力，他总是不停的写，我不想让他再为别的事费心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就像我之前说的，哥哥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孤独得无法言表。遇见李先生后，我又开心了。那几个月我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几个月，我很快就要去昆明学习了。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大光良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没有多少人。开场前，我看见李先生坐在后排左边很远的地方，盯着他看。真巧！我不记得我是否在信中告诉他，我的同学让我看这部艾丽丝·费伊电影。我只记得演出结束后我很自然的去了他那边。他不说话，板着脸走在前面，没叫我，我也没敢叫他，只是跟着他。当他走下电影院前的大台阶时，他停下来等我。我转身让同学先走，他们笑着分手了。当我走近时，李先生笑着说他会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去了海边。离电影院不远，但我真的没去过。我不允许去家里的任何地方。其实除了天津租界，我没去过别的地方。虽然我把觉慧当成了一个榜样，但事实上，我只能在妈妈面前做一个好女孩。站在海河码头的岸边，我们看到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船缓缓航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这种天气给我带来了一种说不出的新奇感。李达先生站在我身边，轻声说:你看，你就搭这样的船，把你的家乡分开。我傻乎乎地问，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要走。
当时关于我和李达先生的传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一起看电影的同学走开时的嬉笑表情也暗示着他们猜到了我和李达先生恋爱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以为我和他是友情，不是爱情。即使有爱，我当时也不敢承认，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1951年，杨毅一家合影。
几年前，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对李先生感到不知所措，或者握过手？事实上，在天津，我对李达先生的正直没有那种感觉。他是师哥，我很看得起他的正直。
有人教导我，男人和女人永远不应该给予或接受，不要说牵手，永远不要碰。如果有的话，他只摸过我一次头发。有一次，当我在一个英国花园散步时，他问我是否害怕蛇和昆虫。我说我吓死了。他说我头发上有个吊着的鬼。别骗我，那一带树多，经常有吊鬼吊在半截空。我害怕得不敢动。我只是让他帮我处理掉，他就处理掉了。这和手牵手不是一回事吧？我给巴金写了信，说了这个谣言，表明我对这个谣言非常生气:他们说的是对李达先生的诽谤和亵渎！
那一天很快就来了——我指的是1938年7月7日我离开天津去昆明的那一天。李先生不可能在码头给我送行。到时候家里会有一大群人给我送行，我们的人脉都在我家背后。那天早上我们见面了，提前约好了时间。平时我们约会的地方不是在马路对面就是离家很远，那天他会在家等我。英租界很安静，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我们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只是来回走，边走边聊，走了大概两个小时。李达先生给了我一盒手帕，里面有六块手帕，是汕头产的。因为上面有手绣花，所以很贵，一盒六块钱。以他当时的收入和他的累赘，我真的要咬紧牙关了。(后来我妈看到了，说，这么贵的东西怎么送？我说是老师发的，她也没再问。)我给了他巧克力，但是一元多。
那天，他的口袋里塞满了纸屑。他拿出来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我给他写了封信。他还说没必要留着我的信，这似乎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撕。这和他之前要求我给收到的信编号有点不一致。根据他的指示，我们把数字(1号、2号……)写在每个信封背面的右下角。号码不是预约的吗？一般来说，撕信甚至和他分手都是不愉快的。他是什么意思？这是通常的推理，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同。其实我当时基本没想什么，觉得他说的都有道理。他把纸屑扔在空空废弃的街道上，我没有感到不开心。之后，我们继续聊，同样的话题，同样的气氛。
最后，我们回到门口。按门铃前，我对他说:“昆明见！”然后我们分手了。我没有太多的离别，甚至可以说我还很幸福，因为我要和家人分开了，分开是暂时的。在此之前，他在我的年鉴中写道:
虽然离别指日可待，但信任之后很快就会相见。我希望我们见面时会比现在更坚强。
我们同意他不久也去昆明。
没想到，这成了我和李达先生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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