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俗共赏（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论雅俗共赏（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雅俗共赏(朱自清:雅俗共赏)

陶渊明的诗“共赏奇文，析疑义”是一些“素人”的乐事，“素人”当然是雅人，即士大夫。这两首诗后来浓缩成一句“赏奇思异”的成语，这是一件高雅的事情，普通市民和农家子弟都没有份儿。然而，“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又出现了。“雅俗共赏”显然是“共赏”的简化，但它是雅人与俗人的共赏或俗人与雅人的共赏，所以大概不会是“奇文”。不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从语气上看，似乎优雅的人不得不注意甚至迁就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晚的时候。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分水岭。之后，家族迅速瓦解，社会等级也不像以前那样固定，“士”与“人”两个等级的界限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清晰，彼此的分子在循环往复，上下移动。虽然上升的人比下降的人多，但生活在人群中的学者少，但更多的人加入了地球流。

王侯将相久不种，士子此时不种；只要家里能勉强供给一些，有一些天赋并愿意努力学习，就是一颗“读书种子”；参加那些公开考试，如果你通过了，你会得到一个官员，或者至少是一个绅士。晚唐五代的长期混乱加速了这一进程。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学校多了，土人多了，人的地位多了，责任也多了。这些文人大多是来自民间的新元素，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学习和享受那些高雅的东西，却无法摆脱或改造那些低俗的东西。

既然人多，大家都这样，就不会觉得自己贫穷；不仅感觉不到贫穷，还要重新评估价值，至少要调整旧的标准和尺度。“雅俗共赏”似乎是新提出的标准或准则。在这里，并不是要推翻旧的标准，而是要求那些有教养的人去关注或者迁就一些普通人的口味，让大家都成为一体。当然，所谓的“提出”和“要求”只是不自觉的自然趋势。

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前，禅僧开始用口语记录师父的讲道。口语是用来求真的，庸俗化是用来笼络群众的。抗日战争后，和尚的口述记录更受欢迎，于是有了“语录”这个名字，“语录”成了一种写作风格。宋代，道教学者讲学，留下了许多更广泛的语录。他们用语录，也是为了求真脱俗，或者是为了笼络群众。所谓求真的“真”，就是真理和直接。禅宗认为第一义不能说，言语不能表达无限可能，所以是虚幻的。然而，事实上，语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便利”。记录的单词自然越接近，实际和直接的讲话就越好。另一方面，这个“真理”意味着自然。自然是善良的，容易让人理解，也就是能更好地收到庸俗化的效果，获得广大群众。

道教主要是中国的正统思想。道家以语录为工具，大大提升了这种新文体的地位，语录成为一种传统。比抄本稍晚一点，宋代出现了一种叫“笔记”的东西。这类作品广泛描述了有趣的家务。一方面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所谓讨论，也就是批评，往往很有意思。作者写这种书，只是作为客串聊天，并不是一本正经的。虽然主要是文言文，但是很接近于会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它可以作为一个“谈话和帮助”来增加兴趣。宋代的笔记是当时最发达、最流行的，很多都是传世的。目录把这些笔记归类为“小说”，现代书店印刷这些笔记，更直接的叫“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的“小说”，过去指描写杂事的有趣作品。

我们必须特别提到唐朝的“传说”。《传奇》据说表现的是作者的“史、诗、笔、议”，唐代文人用它来表现一些成年的君子，自我介绍，请他们在进士之前宣传自己。其中，有三种故事，分别是怪故事、情色故事和剑客故事。显然，它们主要是提供“帮助”和引起兴趣。无论按照传统观念还是现代观念，这些“传说”无疑都是小说，一方面与笔记的写作态度相似。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这种“传说”很可能起源于民间，著述是摹本，著述中有很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说唐代古文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指出，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茅颖传》是仿“传奇”而作。我们可以看到，韩愈的“大方得体”论和他水平参差不齐的句子或多或少都是口语化的。他门下的“难”和“易”学校，似乎都在试验口语化。然而，“难”派过分强调自己，想给别人一个惊喜。无论普通人能否理解和欣赏，最终都被认为是“似是而非”和“奇怪”而失败的，所以宋代欧阳修继承了“易”派的努力，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都是安史之乱后数百年的自然趋势，即雅俗共赏的趋势。

不仅宋代古文走了“雅俗共赏”之路，诗歌也走了这条路。先生说，宋诗的优势在于“写诗如说，此道一语指出。自然，这条路还是有很多曲折的，但就像隐晦的黄山谷一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把很多俗语改成了诗句。实际上，“以俗为雅”并不是从他开始的。梅和苏东坡都是好球员，但苏东坡更好。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但并不可靠。然而，黄山谷在《再扬舒鸣云》一诗的引言中，郑重提出“以俗为雅，以旧为新”，说是“给轮廓，开千眼”。他把“以俗为雅”放在首位，因为这真的可以说是宋诗的总风格，也是“雅俗共赏”的方式。但随着“以旧换新”，道路曲折，也就是优雅的人仰慕自己，所以黄山谷终于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尽管《皇姑》并不容易理解，但宋诗终于回到了“写诗如说话”的道路上，这确实是一条大道路。

高雅的诗歌不得不回归庸俗。那时候，对于刚从民间传来的话，自然是“雅俗共赏”就不用多说了。别看，黄山谷有些诗难懂，有些小字也够俗。刘俊卿是一位受欢迎的诗人。后来词虽逐渐雅化或脱俗，但从未达到诗的地位，只是“诗”。词变曲不在文人之手，而在民间:曲变得比词更俗。虽已脱俗或脱俗，但尚未达到词的地位，只是“词之余”。一方面，宋代的“讲”是从晚唐僧人的口语演变而来的讲故事，甚至后来的平话、张卉小说，以及成功的元杂剧、戏曲如宋剧、各种宫廷曲调，甚至后来的传说、皮春戏，多为“俗文”。除了这些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它们也被称为“于次”，它们在过去的文学传统中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大多在过去的文学传统中没有地位，有些有一点地位，也不严肃。不过，虽然俗，但总的来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地位，但始终是一件“雅俗共赏”的事情。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基础的，这一点从宋人“以俗为雅”和“俗不伤雅”的俗语中更为明显。起初，一群群庸俗的土壤蜂拥而至，虽然原本优雅的土壤不得不关注甚至迁就他们的兴趣，但这些庸俗的土壤更需要摆脱。他们在学习，在享受，在改变，让自己逐渐适应精致的传统，让新旧合而为一，传统或多或少的被改变，品质得以延续。前面提到的风格和诗风的变化，都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因此，住宿逐渐变成住宿，学习逐渐成为一种自然习惯。传统确实略有变化，但仍然是文言文或雅词，即使更贴近百姓，也不算太近。

至于歌词和歌曲，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新鲜事物，真正以音乐为导向，对原歌词不着边际，轻描淡写。“雅俗共赏”是那首音乐的功能。后来雅图人也把那些词单独提炼出来，但因为音乐性重，没能完成那种提炼，所以歌词和歌曲最终都达不到诗歌的地位。音乐一直伴随着音乐，这使得它更难提炼，地位更低，仍然低于一流的词。然而，当歌词和歌曲达到优雅的阶段时，“分享欣赏”的人更优雅，不那么庸俗。唐、五代、北宋词，元代散曲、杂剧，平话、张卉小说，皮黄戏剧等。，真的是“雅俗共赏”。皮黄歌剧也是以音乐为主，大家还在哼那些低俗的歌剧，所以很难做出优雅，虽然这十几二十年一直在尝试开始。平话和张卉小说，不在传统中，没有雅俗共赏的例子，是不容易进行的。《三国演义》虽然用的是文言文，但是是俗文言文，接近口语文言文。后来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都用白话文。不能完全精进的作品，在精进传统中不可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地位。优雅的程度决定了这个位置是高是低，一方面也决定了“雅俗共赏”的范围——优雅越深，享受的人越少，越浅越多。所谓“多少”主要是外行、普通市民和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中没有地位或者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是玩具；然而，这些人虽亲民，却依然能教出“雅俗共赏”。高雅和低俗的共同点不是两个互相忽略的东西。

就单身艺人而言，虽然“雅俗共赏”是以雅俗共赏为标准，但“两个艺人”主要是外行。当然，这得在高雅的一面减少，在低俗的一面提高，才能做到“低俗不伤雅”；方雅似乎太庸俗了，以至于“庸俗”的东西无法“分享”。但在什么条件下外行人会得到“奖励”，高雅的人也能“享受”呢？

我们想到“所有的眼睛都享受同样的奖励”这句话。孟子说:“不知道儿子的美，就没有眼睛。”另一方面，在陶诗中，“有眼”是指“一起欣赏”还是“一起欣赏”。孩子的美，有眼睛的很容易分辨，自然可以“分享”。孟子接着说:“嘴也是要尝的，而且有同样的瘾；耳朵也在声音里，有同样的倾听；目的是颜色，有同样的美。”这是人之常情，也就是人情相差甚远。但这似乎仅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性的、现实的东西和利益。比如北平，所以，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陈列的手工艺品，都显得“雅俗共赏”，天桥在雅人的限度内，显得有点太俗了。说到文章，外行人能欣赏的也只是常识和现实。

后汉王充出身俗人。他或多或少代表门外汉说话，反对艰深不切实际的辞赋，却推崇文献专家。这份文件关系到雅俗共赏的实际利益，从来没有完全细化过。再来说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高雅的人说《西厢记》淫秽，《水浒传》淫秽。这是一个“高论”。其实这部剧和这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忽略了传统伦理，《水浒传》忽略了传统忠义。但“男女”是“人欲”之一，“官逼民造反”也是人之常情，《水浒传》的主人公正是被压迫人民所要的。外行人虽然同情这些，但有些儒雅的人离外行人并不太远，对这两本书说了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并不不满。这可以说是一种乐趣，一种乐趣，但不是庸俗的乐趣；这是有关系的，也不是没有节制的。“猥亵”和“偷窃”只是代表统治者利益的词语。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我们的知识阶层。与以前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个知识阶层包含了更多来自民间的元素，他们逐渐与统治者决裂，走向民间。因此，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歌词、歌曲、小说和戏剧就有了严肃的地位。有各种各样的欧洲新艺术。这种文艺不能让普通市民“一起欣赏”，更不能让农工享受。所以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的欧化，也就是新优雅的人，不管普通人能不能理解和欣赏。他们倡导“大众语言”运动。但是时机还不成熟，结果也不显著。

抗日战争以来，又出现了一次“大众化”运动，开始转向大众化。“大众化”依然是“雅俗共赏”的道路，但大众化更进一步达到了雅俗不分，只有“两个欣赏”的局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从对到错的转变。

【引言】朱自清，字沛县，从五四时期开始写白话文，尝试小说、戏剧、诗歌，但他的散文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朱自清的散文清新隽永、细腻飘逸，被称为“白话文典范”，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影响了迄今为止的散文创作。抗战胜利前后，他的文学观开始转变，放弃了“旧标准”，采用了“新标准”:“人道主义的标准”退化为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变化反映在他最近两本选集的标题上:《标准与度量》(1947年)和《论品味高雅与通俗》(1948年)。《雅俗共赏》一文发表于1947年《观察》第三卷第十一期。后来被收入选集，“放在第一篇，作为书名”强调:“雅俗共赏的地位。”...可以说是贴近百姓了。”这时，他也开始阅读解放区的作品，并高度评价赵树理的艺术成就；说明他在思想上摆脱了“知识阶级的立场”，转向了“人民的立场”。

下一篇：老年手写输入法（百度输入法带来全新手写模式）
上一篇：MODEL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