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力挽狂澜的时代柱石，还是妥协卖国的千古罪人？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一生毁誉参半。 有人评价其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有人痛斥其为误国求荣的乱世奸雄，评价悬殊之大令人咋舌。 但细数古今中外的历史，但凡声名显赫成大事之人，大都誉谤满身、言人人殊。 诚如梁启超所言：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 李鸿章一路扶摇、出将入相，在纵横驰骋的晚清政坛上，实现了古代封建仕子皓首穷经所梦想的著史封侯的理想，却也将自己置于后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历史漩涡中。

历史总是充满太多的无心插柳。 少登科第的李鸿章进入当时的翰林院编修，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研经史、好艺文。 本想着翰林出身、平步青云，却因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而不得已充入军旅，这才成就了后来的淮军之父。

李鸿章在兄长李瀚章的牵线搭桥下，投身湘军幕府，在曾国藩的谆谆教诲尽力雕琢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李鸿章军中历练，深受教益。 而后幸得机缘，在曾国藩建议下，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由此军事发迹。 李鸿章练兵炼器，先后收复苏常诸城，截断了太平军首都天京（今南京）的饷源粮道，遂即天京被曾氏兄弟攻陷，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运动就此覆灭，李鸿章也因此晋封一等伯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天平军的气焰刚刚熄灭，捻军又以洪水之势泛滥长江以北，成为威胁清廷的心头大患。 李鸿章从老师手中接过平捻重任，讲术谋略，出其不意，先后平定东捻赖文光，西捻张宗禹等流寇，加封其太子太保头衔。

有人批判李鸿章血腥手段屠压劳苦大众，虽不说错，却忽略了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和其代表的阶级属性。 作为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看到民乱四起，祸及利益，李鸿章出兵平乱、扶危定倾，于公，是对其服务的政治集团的忠贞负责；于私，也是保证其既得利益不因民乱而失，这恰恰是其阶级属性的体现。

李鸿章所处中国之时代，内忧外患，列强环伺，民乱四起，中华已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于浑噩昏睡的统治集团中，力持变法图强，认为"盖不变通则守战皆不足恃"，倡导西学中用。

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了实现自己的西学图强的美梦，一则创办军事工业，建海军、造军舰、造武器、买洋器、修船坞；二则着力推进工业现代化，办招商局、电报局、电话局，修铁路，开矿务；三则改革科举，兴学育才，创办新式学堂，选派幼童赴外留学。

惋惜的是，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究其原因，李鸿章毕竟是学宗宋儒的代表，是纲常名教的信徒，没有脱离儒家传统的治略轨道，其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辅以西方富强之术，中西杂糅，官督商办，舍本图末，结果可想而知。

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当时绝大多数愚昧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李鸿章眼界高远，趋时开放，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做出了努力和尝试。 从洋务运动的浪潮里，李鸿章身上的因循腐朽与开明倡新的矛盾对立暴露无遗。

李鸿章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其主张的"和戎外交"方针，经其之手一次次将民族利益拱手相让。

避战主和，坐待敌攻

朝鲜战事未起之前，中日关系恶化，大战一触即发。 丁汝昌请派北洋海军先行袭击敌舰，被李鸿章拒绝。 此时李鸿章内心坚守和戎之策，不愿衅自我开，认为敌强我弱，厌战主和。 一方面遂消极备战，坐待敌攻；另一方面企图以夷制夷、借兵伐倭，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以致敌军做大，错失先机。

消极防御，用人失察

就在李鸿章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之际，日方先行挑起战端，突然袭击中国海军。 李鸿章坚持消极防御方针，命令部队扼据形胜，相机进取，使清军错失了主动出击的战机。 军事任命上，他重用淮系旧将叶志超等人，以致闻风先遁，平壤战败，旅顺口失，威海陷落，李鸿章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也因此全军覆没。

暂屈求伸，割地求和

为防止日军攻打京师，威胁清廷统治，李鸿章主张割地求和。 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给与其"商让土地之权"，赴日议和。 在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甚至胁迫下，李鸿章担心日本急攻京畿，只得忍辱负重，屈膝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这一事件使得李鸿章名节尽失，事业扫地，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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