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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战将系列5：个性战将李军长

作者：桅杆

李军长（作鹏）在人们心目的形象，一直戴着一副墨镜，连拍合影拍标准像都戴着墨镜。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战将，并且一生都保持着他的个性。 与很多战将不同，李军长自参加红军后，一直在总部的情报和参谋部门工作，没有基层部队的征战经历。 直到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以后，他才离开总部，担任一线部队的指挥员。 但战争实践证明，李军长确实是一名战将，思维敏捷，判断力强，处事果断，有很强的带兵和指挥能力。 但为人孤傲，性格倔强。 今天，就说一说这位“墨镜将军”。

长期在总部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

李军长1930年10月参加红军，当时只有16岁，被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杨立三挑选到总部当传令兵，1年后转到朱总司令的警卫班当战士。 由于李军长读过三年小学，在当时是属于有文化的人，加之人比较机灵，1932年秋被调到谍报科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情报和参谋工作。 1933年成立二局，谍报科并入二局。

二局专门负责无线听侦听、密码破译等技术侦察工作，是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有多重要？试举二例：

一是在四渡赤水期间。 肖华在《长征组歌》中曾写主席“用兵真如神”。 1960年，主席对到访中国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也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当时，3万红军遭30万敌人围困，在主席的指挥下，最终突围而出。 主席之所以用兵如神，靠的就是二局提供的情报支持。 当时，二局已经能够破译敌人所有师以上单位的电报密码。 所以，敌人的驻防、调动等情况，全被二局侦悉，主席就指挥红军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行。 但我动、敌动，敌动、我动。 所以，现在看来，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简直是就是一团乱麻。 1935年2月底，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 此时，二局侦知吴奇伟纵队与川军拉开距离，孤军深入至遵义以南。 得知这一情报，主席立即调动遵义附近的红一、红三军团围歼吴奇伟纵队。 此战歼敌5000多人，在敌情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大的一个胜仗。

二是在草地分裂前后。 1935年9月，张主席准备挟红一方面军南下。 在紧要关头，总部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秘密单独北上。 行前，主席特地嘱咐叶剑英，一定要设法把二局全体人员带走，说“二局的作用胜过一个军团”。

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8月，李军长入抗大学习。 大概在1938年年中，李军长调到115师工作，12月任侦察科长，随115师师部挺进山东。 1943年3月，任115师参谋处长。

1945年11月，李军长随罗荣恒进军东北。 11月14日，即到达沈阳的第二天，罗荣恒带李军长去见林彪，向林彪详细介绍了李军长的情况：“对参谋工作熟悉，对山东部队情况比较熟悉，指挥作战也非常果断……是我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关中的主要工作人员。 ”

李军长随后向林彪详细汇报了山东部队的情况。 汇报结束后，林彪当即要求李军长着手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挥机构。 李军长只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指挥机构的组建工作，林彪对此非常满意。 在东总，李军长继续担任参谋处长，直到1946年6月赴1纵任职。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林彪与李军长没有交集，也不熟悉。 有文章说是林彪把李军长从二局要到115师的。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李军长调到115师工作，是林彪负伤离开部队以后的事。

因“舒兰喝酒”离开民主联军总部：

1946年6月，东总决定调李军长到1纵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林彪亲自找他谈话，讲了此次调动的理由：一是部队急需干部；二是1纵来自山东，李对部队情况熟悉；三是李熟悉作战情况；并强调1纵是我军主力，调李去1纵是为了加强部队的作战指挥。 但李军长内心不愿意离开总部，认为是因“舒兰喝酒与王继芳叛变”两件事，林彪对他“不满意”。 这两事都发生在四平撤退途中。

1946年5月18日，林彪下达了四平撤退命令，为期1个月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应当说，整个撤退行动布置得相当周密，连一具烈士遗体也没有留下，整个撤退行动也相当隐蔽和有序。 第二天一早，敌军还是与往常一样，在猛烈炮击后发起步兵冲锋，居然不知道四平已是一座空城。 可撤退两天后，情况就不对劲了：敌军的追击行动突然大胆起来，齐头并进，一直紧跟民主联军快速、放肆地追，致使民主联军的撤退行动一片混乱。 一查，原来是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了，并将民主联军的兵力部署、兵力统计、四平撤退计划及路线等机密文件全部交给了敌人。 王继芳的叛变，导致东北民主联军损失惨重，新组建的部队大批逃散，很多部队联系不上。 一向沉稳的林总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东总前指到达舒兰宿营后，因电台及机要人员走错了路，无法联系部队。 林彪急了，让秘书季中权带他去找李军长。 正巧，负责打前站的管理处长何敬之准备了一些酒和菜，叫上李军长、苏静（情报处长）、张瑞（通信处长）等几位处长，围着桌子刚端起酒杯，林彪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在桌子边上略站了一会后，突然一把掀翻桌子，杯碗酒菜洒了一地。

这一下，搞得几个处长狼狈不堪，赶紧跑回各自岗位工作去了。 据身边人员回忆，这是林彪在战争年代唯一一次发火。 也难怪：四平保卫战是总部下的决心，林彪是硬着头皮打的。 连续1个月在不利形势下指挥作战，林彪本已心力交瘁，加之撤退途中的混乱和危险状态，林彪到舒兰就病倒了。 这让非常尊敬林彪的李军长心情更加痛苦，第二天即向林彪递交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并痛哭一场。

作战科属于参谋处。 虽说“舒兰喝酒”有些巧合，但对王继芳的叛变，李军长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到了晚年，李军长在回忆录中，还认为这件事让他“刻骨铭心、悔恨万分、终生难忘”，使他“今后在工作中不敢再有丝毫懈怠”。 实事求是地说，调李军长到主力纵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仍属重用，并非贬斥，后来也没有影响李在军事生涯的发展。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林彪即使对下属“不满意”，也是量才而用，不会打压，更不会整人。

戴着墨镜的李军长（前排右一），在合影里与众不同

顺便说说为什么一直戴墨镜：

那是因为在抗战期间的一次战斗中，李军长的右眼受伤失明了。 1939年8月，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115师师部，陈光命令侦察科长李军长带1个连和1个侦察排主动出击，把日军引向别处。 在完成任务后的撤退途中，突然遭到日军炮击，几发炮弹就在李军长身边爆炸，气浪把他击倒在地。

好在这次日军发射的是催泪弹，如果是炸弹，李军长很可能就没命了。 但李的双眼受到强烈刺激，流泪不止。 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过一段时间，李的左眼逐渐恢复，但右眼始终不见好转。 后经陈光和罗荣恒批准，李军长乔装到北平做了角膜移植手术。 但手术失败，右眼失明，师卫生部还给他发了战伤二等残废证。 从这以后，李军长就一直戴着一副墨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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