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仆方有多少钱（陶斯亮）
本文转自《中国市长》2014年第12期
文∕图 本刊记者：申宏磊
摄影：申宏磊 （部分照片由“世界从此欢声笑语”公众平台提供）
责编：贾雪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是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在全球开展的一个慈善救助项目，两年前由陶斯亮领导的中国市长协会和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将该项目引进中国，至今已救助了13649名患者。 从10月8日到21日，跟随“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云南)”助听项目辗转昆明、楚雄、大理、丽江四座城市，在云南的每一天，亲眼看到陶斯亮大姐精神勃勃地出现在现场，清晨与奥斯汀团队及志愿者的“搭手礼”、晚宴与各城市残联领导的交流、踏上崎岖的山路入户对听障者进行追访……甚至在参加每一次市政府领导的晚宴上她都是光彩照人，谁都没有想到回到北京她就要住院治疗眼睛。 深秋的北京有些冷，令人心绪不宁，给陶大姐发信息：“时光怎么这么难挨，分分秒秒都在惦念，祈祷一切顺利！”当陶大姐告知“我一切都好，勿念，下周或可去上班”时，不由得瞬间有点哽咽。
与陶斯亮大姐相识近二十年，优雅从容是她的特征，可每次和她相处，总感觉情感上经历着潮汐。 作为记者，采访中会有感动，但泪奔却记忆中少有。
那是第一次采访中国昆虫界泰斗周尧先生，他年轻时就可随世界知名昆虫研究教授游访世界，但日寇的铁蹄踏入中国，他当夜舞剑悲歌，天发白就辞别导师，一路向东回到祖国。 他先用智慧与勇敢为新中国守卫住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而后又制服小麦吸浆虫病，让数亿农民吃饱肚子。 最后一次拜访，周老躺在那里不能说话，他要过我的本子写下：“谢谢你对我的尊敬！”一代知识分子就这样走了，但他留给我铭心刻骨的感动。
第二位被感动至此的就是陶斯亮大姐，她感动我的其实是一种把根扎在泥土中的对人的情怀。 无论是“红二代”“官二代”还是“富二代”，什么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从上一代那里传承什么，能用这些头衔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此次云南行感受着作为“红二代”的她，是怎样从理想、信念的辙印上走过……
两代人的情怀薪火相传
知道陶铸是20世纪60年代语文课本里的《松树的风格》，记得收音机朗读时带给我的想象：“松树籽被风吹在峭壁上，被小鸟叼落在悬崖上，无论严寒酷暑，它都能成长起来”，一种力量在心中生长。 1978年，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让人们压抑了十年的感情伴着她对父亲陶铸的呼唤奔涌而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也从此时冰河解冻。 这封“信”也曾进入中学课本，至今，仍是反思历史的一个里程碑。
而了解曾志妈妈则是因为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2014年10月7日9：33赴昆明的航班起飞，临行之前，我终于找齐了上下两册回忆录，好像有一种声音告诉我，陶斯亮大姐是从这里出发的，如果写“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也应从这里出发。
第一次见到曾志妈妈的形象，是在万寿路陶斯亮大姐的家里，曾志妈妈刚刚去世，淡绿色的折页，椭圆的纸窗，妆容素雅精致的曾志妈妈就在这两页讣告中微笑着望向我们。 父辈投身革命，命运跌宕起伏，幼时的陶斯亮也被有残疾的红军杨叔叔背着辗转大半个中国、历尽艰辛把她交到父母手中……为此，“幸福、平安”，那是很多人对陶大姐真诚的祝福。
“红二代”选择安逸的生活本无可厚非，毕竟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要求两代人都为国家沐风栉雨。 然而在今年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上，人们见到前来助阵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之女李敏、开国元勋刘少奇之女刘爱琴等。 活动是由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共同主办的，而陶斯亮大姐在这几个单位都是第一责任人。 那天会场灯光很暗，舞台上是聋哑人的表演，而在这些“红二代”的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光亮，让人强烈感受到，这些“红二代”虽不再有青春热血，但依然秉持着父辈人文理想的火把顽强地穿行着。
于丹女士在北京世纪坛“世界从此欢声笑语”的慈善晚会上讲了这样的话:我们做慈善事业，不是由于我们足够坚强，而是由于我们格外脆弱。 ”高贵的灵魂一定更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父辈的思想感情和陶斯亮自己的亲身经历是那样难忘，她曾写过《忘不了你啊，老乡》的文章，就是讲其“文革”中目睹老百姓苦难受到的情感冲击，那种不可想象的贫困让她揪心、让她痛哭流涕，“所以我觉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老百姓能够幸福地生活，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理想。 同时，也是我的理想，这理想一直在传承着。 ”谈到“传承”她如是说。
老百姓生活快乐，这既是几代共产党人的追求，也是陶斯亮发自内心的情感，于是她作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自觉地承担着一种责任。
大事上，她让自己所领导的中国市长协会捕捉国内外最前沿的信息和动态，组织市长们学习考察，去触摸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脉搏跳动。 “小事”上，她与中国女市长们一起手挽手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为山里的孩子送去希望。
陶斯亮在昆明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 清晨，志愿者们还在争取着最宝贵的睡眠，她已经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晚宴时陶斯亮大姐的发言跟大家分享了她入户调查的故事：“昨天我们下乡追踪了一个耳障病人，他头一天到这里配助听器的时候，神情木讷，显得沉重。 仅仅过去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我们驱车赶山路到他家里看望，他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眼睛有神，很爱表达。 他说他能和人交流了，他要出去打工，然后盖房子，他要努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有声的世界对人的命运改变是多么重要。 ”晚宴灯光较暗，但分明感受到她讲述这个故事时笑容的灿烂。
从昆明开往楚雄的大巴车上，云南省残联的副理事长黑贵祥（白族）十分感慨地说：“残疾人事业最大的变化是环境的改变，是让被救助者在平等基础上得到一种关爱，这正是奥斯汀捐助显得更可贵的地方。
只要目睹了奥斯汀团队一丝不苟的工作场景，每个人的心灵都会受到震撼”。 谈到“红二代”的话题，他说“陶会长不用上一辈的光环做荫庇子孙的事，而是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做好事，她是最真诚最可爱的人。 ”
温柔与坚定不仅是性格也是修养
读《松树的风格》，我们感受到松树精神的朴实无华。 曾志妈妈的墓碑对朴实无华如此诠释着。
井冈山是红色的，灵动的山水中没有一座寺庙，苍松翠柏掩映处是纪念碑、烈士墓，花圈海洋汇聚成别样的风景。 通往山坡的路旁有块不规则的石头，那是曾志妈妈的纪念碑，上面写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那样一个伟大的灵魂匍匐在土地上，但又如此让后人仰望。
温柔与坚定不仅是性格，也是修养与情怀。
那一年，陶大姐一行在甘肃临夏东乡扶贫，适逢临夏州风情节，当地政府请嘉宾看烟火。 烟花五彩缤纷升上空中，哗啦啦的土屑不停地掉落嘉宾头上，很多人都想溜走了。 陶大姐看出了人们的心思，她端坐在那里，不时为那些焰火鼓掌，还笑嘻嘻地对身边人说，在这么贫困的地区办节庆活动多不容易啊！她温和的话语中是对生活、对别人付出的尊重。
如果仅感受到陶斯亮大姐温柔的一面，这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你看到她的政协提案，你看到她在接受访谈时态度鲜明的立场，你会觉得她身上蕴含着老一代人那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的性格与素养。 2007年政协会议期间，她有两个提案，一个是：建议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下的市长可以直选，原因是“中国城市很小，你为百姓做过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 ”这个提案得到很多委员的拥护；另一个《关于成立国家民意调查机构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在谈到国家的深化改革的问题时，她说，原来叫“国富民强”，现在应该主张“国强民富”，民富促进国强，应该让富于民，通过减税，征收富人税，让老百姓多提高收入。
接触过陶大姐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爱批评人的人，多么急迫的时刻她的语调也都是温和从容的那种，关键时刻却能显示着她的坚定。
陶大姐曾用“掉进耳朵眼里”来形容听力基金会的开始。 “当年卫生部人事司让我当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的会长，让我盘活这个基金会。 从那一天起，我就好像掉进耳朵眼里了，如同一匹马或驴，压上担子就不会偷懒。 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主要做贫困聋儿的救助，刚开始资金奇缺，我们做活动也就是“卖桌子”，谁来吃饭，就要为这桌饭交1000块钱。 第一次我们就得到了七八万元人民币的义款。
2009年女市长分会在上海成立了“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应邀出席了仪式并做了重要讲话。 陶大姐回忆说：“当时俞正声问我：‘救助一个聋儿多少钱？’，我说一个儿童8000元吧，他问中国有多少聋儿，我回答80万，他当时就算了算说我们拿得出这笔钱。 最终政府给各级残联拨款四个亿，这是建国以来政府拨款救助聋儿最大的一笔款项。 ”
与传统慈善救助相比，现代慈善开始借助新技术手段、新的理念解决社会问题。 这时候一个大西洋彼岸的慈善家引起了陶斯亮的注意。
2011年7月21日，70岁的陶斯亮大姐在电影《漂亮妈妈》的原型万选蓉大姐的引线下，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总部。
这是一家制造助听器的企业，由奥斯汀创建于1967年，分支机构遍布全球32个国家，每年有70亿美元的业绩。 1973年，奥斯汀创立斯达克听力基金会，救助全球的贫困听障人，足迹已至50多个国家。 但这其中，没有中国。
同行的万选蓉老师形容那次会见过程是惊心动魄，一开始奥斯汀拒绝会谈，来了也是跷腿侧身而坐，当万选蓉介绍了陶斯亮是“红色公主”及女市长分会的背景时，奥斯汀兴奋了。 在美国负责接应的中国听力基金会前秘书长李京华说，当时看到陶会长因穿越地心的长途飞行脸色疲倦至极，担心着第二天的会见，没想到谈判竟是如此的成功。 陶斯亮说“在美国参观奥斯汀公司的总部很被震动，他们在全球救助了上百万听障患者啊！”于是陶斯亮对奥斯汀说：为什么你的团队到过中东、到过印度，却没有来过中国？奥斯汀表示还没有合适的合作者。 “那你与我合作吧，我的事业是救助中国的听障者，你是美国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厂商，又在世界各地做慈善救助，中国有两千多万需要帮助的听障者，你到中国来吧”……两个月后奥斯汀夫妇踏上了西安考察的行程。
在陶大姐看来，与奥斯汀谈判不是最艰苦的，后来的困难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如此介绍遇到的困难——
“没想到后来，物品进关的时候，出海关有了问题。 奥斯汀的摄影团队要进入城市的时候，要得到外宣部门的批准。 还有奥斯汀团队的签证，他们不像我们，如果想组织一个团，大家四面八方要到北京集合。 他的团队人员散落在世界各地，他们来了三百六十人，要分二十八批接机。 另外，奥斯汀的私人飞机要进中国。 奥斯汀是美国专门搞救助的，在他们看来，助听器不是商品不应涉及商品税。 但问题是他们在中国有生产厂家，却没有让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质检总局、医检总局要收资格税。 到哪里都要交这钱，我们哪来这笔钱？如果做不成就要对美国人失信。 那个时候，真是想为中国争口气啊。 最后我们就把助听器按商品来打税，好几十万元啊，我当时就是想，砸锅卖铁也要把世界先进的助听器引进来。 困难之多，超出了想象。 ”谈到往事，陶斯亮用了做梦之说。 后来我在威斯汀酒店等奥斯汀，见到他时我恍惚是在做梦啊，奥斯汀真的来了吗？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碧波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与斯达克，以及各方合作，本应把我们自己的logo打在明显处，为此要和各方去商量，但陶会长在例会上说，我们不要考虑这些，关键是要把事情做成，让那些听障者早日得到救助，这才是我们的初始心。 大家听了她的意见都很受感动和启发。 此后的合作一直本着“把事情做成”的愿望推进，就是因为陶斯亮这样的胸怀，这样坚定的品质，她才能做成这样的大事。
正如大理州委副书记李雄所说：“陶斯亮大姐是令人尊敬的红二代，她情系弱势群体，多年来为之奔走，我们对她只有崇敬和感谢。 ”
谈到“伙伴”们的作用陶斯亮坦率的说：“历次慈善活动，我都把各位‘尊神’请来，有毛泽东的女儿、刘少奇的女儿，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胡乔木的女儿等。 她们起的作用太大了，往那一站，就是一种召唤。 ”谈到对老一辈精神的传承，陶斯亮说：“红色是共产党的基本色，应该把它当成一种传承的基因潜移默化，而不是靠形式。 ”在她看来，做慈善公益，扶贫帮困，是一种最值得帮助强化的红色基因。
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一直关注、支持并积极参与“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相关救助活动。
续写与奥斯汀的故事
在云南之行的半个月里，政府残联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谈到了一个理念，作为“红二代”，陶斯亮有很多对生活的选择，但她却用自己的“光环”为百姓做事，为弱势群体奔波。 他们还谈到邓朴方，不管现在社会舆论是什么样，但没有邓朴方就没有残联的成立，就没有残联在今天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把关爱的目光投射到这个群体中来。 （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它是在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 ）
从西安到桂林到成都，再到云南，有13649名听障者受到救助。 爱心大使姚明参加活动时，很感慨地说，听到声音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单耳听力有障碍的人。 奥斯汀和他的团队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帮助一个人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帮助了这个家庭就是帮助了这个社区，帮助了每一个社区就是在帮助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
这个被称作“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的项目，凝聚着所有投身到此项事业中人们的梦想和信念，连陶大姐的女儿陶冶与妈妈聊天时都说“欢声笑语”都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很现代的女儿，却为“让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一次次向企业拉来价值不菲的赞助。
在昆明跟随活动的十四天里，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场景：中午十二点半过去了，一点半过去了，眼看着广场上越来越少的需要配助的人们，以为这些专家和志愿者该去吃饭了吧？但一转眼，广场上又来了两辆大巴，一百多名听障患者从下面的县乡赶来。 六个小时了，十几名医生不露倦色、十几名翻译声调不变，上百名志愿者步履依然坚定……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奥斯汀和他团队的捐助这么感动人？为什么大家说只有陶斯亮能引进并做成这个项目？为什么政府残联部门满心喜悦地与这个“费事”的国际援助项目对接？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云南项目行程过半，我和陶大姐坐下来谈美国慈善家奥斯汀及团队给中国人带来的感动。
陶大姐说：奥斯汀夫妇是有信仰的人，他们真的是在践行“大爱无疆”的理念，我还没有达到奥斯汀爱全人类的境界，因为我的祖国还很贫穷，但我们分明感到对这种境界的尊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奥斯汀曾说，只有在中国我没有被别人看成是制造助听器的，如果只做捐献，我可以发几个车皮的产品，而要真的帮助一个地方的人，就要了解那个地方的生活，那个地方的文化，并和那里的人们建立感情。 因此当我们看到奥斯汀忍着腰伤，从早到晚站在救助台上时，看到他的团队累得收工后躺在救助台上休息时，你能感受到那份无疆的爱。 陶斯亮给奥斯汀定位：慈善家、和平主义战士、哲学家。 每当我看到他和他的队友忘我地工作，甚至有时候会长时间地跪在地下为身材瘦小的残疾人安助听器的时候，每当看到患者从无声世界走出来绽放的笑容时，都会想起这样的话：爱的根本宗旨，是要给被爱的人，找到一条光明、灿烂的路子，还要给人以人格尊严。
跨国际传播有很多途径，如跨语言、跨文化、跨宗教，但在我看来最高级的跨国界的交流是感情的交流。 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西安）项目慈善捐赠活动于2012年在西安举行。 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向西安政府发来《关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在华捐赠助听器事宜的函》，董军市长等领导对该项目给予了高度重视，积极安排部署，使得项目零差错完美对接。
陶斯亮这样称赞西安之行“西安不仅让三千多名听障者得到了最好的救助，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漂亮的民间外交。 西安让美国人震撼、感动、喜爱、着迷，西安吸引了美国人。 ”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对此次活动评价道：“无与伦比”。
同时，云南之行也颠覆着我在之前对残联工作的认识。 原来只以为残联是一个弱势部门，花钱靠“要”，救助如滴水，没有想到，这个群体是那么生机勃勃，他们与国际援助项目的对接能力是那么严整。
陶大姐说，在西安刚刚布置好几个流程的工作台，一场大雨来临，半小时内，700多位患者、几十名医生全部转移到宾馆；在成都正值八月酷热，市残联弄来冷风机往帐篷里送风。 在各地做慈善公益活动，省市政府都会拿出配套资金。 此次昆明一站，政府用车把乡亲们从边远村镇一个个接出来，先到县城住下，第二天一早再送往昆明助残救助现场，配好助听器，再翻几百里山路一对一送回家中。 而那些残联的领导，他们有的是司局级干部，但早晨医生都还没有到，乡亲们排队进场，他们就是维持秩序的人。 下雨了，他们用遮阳棚为乡亲们搭出一个不受雨淋的通道，就是扛着帐篷支撑杆的搬运工。 云南省残联理事长王兴宁认为这种形式的救助值得提倡，首先是传达了一个新的救助理念，一是无疆之爱，二是送来了先进设备，三是检验了中国政府与外国慈善机构的对接能力。
在大理的一次晚宴上，陶大姐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故事——
“我们下乡追踪了一个耳障病人，他头一天到这里配助听器的时候，神情木讷，还显得沉重。 仅仅过去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我们驱车赶山路到他家里看望，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眼睛有神，很爱表达，他说他能和人交流了，他要出去打工，然后盖房子，他要努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有声的世界对人的命运改变多么重要。
还有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昨天，一位正在外面打工的父亲听到消息后，带女儿赶了几百公里的山路，到了现场已经是下午了，医生让他们赶快去定点医院测听力。 结果眼看当天活动就要结束了，一位场外维持秩序的民警立即找工作人员要来医院电话，开上警车去接这对父女。 在奥斯汀夫人坦妮紧急协调下，所有已关闭的程序为这个小姑娘重新启动了。 最令人感动的是，残联工作人员看到父女脸色不好，得知他们一整天都没有顾得上吃饭，立即弄来盒饭让他们吃。 今天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弱势群体开绿灯。 ”陶大姐讲的故事感动了奥斯汀的团队及现场所有人。
符文安听到声音的第二天笑容堆满了这张平时没有表情的脸，他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赶了几百里山路的小女孩在专家们的帮助下如愿配戴上助听器。
本来是作为受邀请嘉宾出席活动，但多年的记者生涯使我犹如老马识途，不把自己见到的那些故事讲出来，仿佛就不能释怀。 而我也亲自看到，一个很小的孩子因为没有听力，在喧嚣的世界中，一直伏在妈妈的背篓中沉睡。 妈妈赶到现场，奥斯汀的工作已经结束，这位勇敢的母亲追到大堂。 奥斯汀停下脚步，就在大堂里为孩子配上助听器，“叭叭叭”，孩子听到唤醒的声音，眼睛突然睁开，明亮的眼睛寻找着声音。 那一瞬间给人带来的震撼是那么强烈。 感谢奥斯汀先生为这小小的患儿打开的幸运之门。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几位外国医生都站在奥斯汀身旁，孩子睁眼的那一刻我们彼此相拥。 此情此景正好印证了陶斯亮大姐的话：“在我看来，奥斯汀先生是位巨人，但他总是谦卑地俯下身来关注那些被狂风吹倒的小草，他值得得到我们诚挚的谢意与尊敬。 ”
在大厅里奥斯汀精湛的医术“唤醒”了沉睡的小患者。
陶斯亮与云南楚雄州残联干部（左一）在救助现场。 右二为本文作者。
记得在一个晚宴前，奥斯汀说：“在中国各地，别人都认为我是配助听器的，只有陶会长与我对自己的看法差不多，我想通过这个过程与人交流，把我的爱传递给大家”；他还说：了解一个国家就要了解那里的人们，了解人就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人的状态就要了解他们的感情，中国让他看到了很多……陶斯亮大姐说，美国梦、中国梦，我们的很多梦是相近的，现场中外嘉宾的掌声有节奏地鼓个不停。
还有万选蓉大姐，人称80万聋哑儿“教头”，因她的提案三月三日成为中国“爱耳日”。 万大姐的个子不高，但我总能从人群中一眼看到她，她身上有种大爱与智慧带来的光芒。 万大姐儿子从小就是位重度听障者，但现在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才华出众，在机场我们相遇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戴着隐蔽的助听器，竟然可以表情灵动地与我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 一位母亲改变了自己儿子的命运，一些伟大的灵魂影响、改变着别人的命运。 离开云南，那个在大理配上了助听器后走出孤单的小学生，那个打工子弟的女儿配上助听器后，开始学会跟姥姥吵架，还有曾被万选蓉大姐救助过的5岁孩子已经长大到25岁了，她的妈妈杨文珺女士对万老师的感激和寻找……我心底留下那么多牵挂，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真切地萦怀于心。
还有周秉德大姐的儒雅风范，和她在昆明分别时，我竟心里翻起热潮。 她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在网上获得众口一词的称赞。 这些“红二代”啊！他们也在寻求榜样的力量，让成功、名望、财富变得更有意义。
慈善事业既是经济事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 昆明市谢新松副市长是“70后”，他在德国学习过，思想观念新，他认为中国对待残疾人其实还是有歧视的，尤其是在农村。 谢副市长的话不无道理，想想古希腊罗马时代，城邦交战，人们崇尚英武之气，大卫雕塑就是那个时代的风貌。 今天的农村需要劳动力，一个残疾人可能就会让一个家庭断了一条致富的路。 因而助残才显得如此重要。 谢新松还说：“残联的事业体现着政府的良心。 当今天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有责任让那些父老乡亲中的弱势群体一起享受到这个时代带来的欢乐。 ”
残联的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被推上快车道。 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云南项目结束了。 十四天是一个不短的行程，但还是不想挥手说再见，周尧教授在晚年把自己比喻成吃饱了桑叶，只想吐丝的蚕。 一场活动下来，我也如同吃饱了桑叶的蚕，也想尽快吐丝，想把所遇所感告诉大家。
中国市长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长远与陶斯亮一起在现场。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万选蓉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救助现场。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波在救助现场，上图中他正往助听器电池口袋儿里装干燥剂，直到心脏严重不适，他才在人们一再提醒下，撤回北京。 提到这些小伙伴，陶斯亮很感动。
陶斯亮说要写就写我的伙伴们吧，从那些社会名人历次为救助聋儿活动“站台”助力，还有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都成为“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的中坚力量。 还有北京天道和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自费至云南，并从始至终成为现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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