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一元纸币值多少钱
前言
1960年，对于新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年份，6亿人民为了抵御天灾还在进行努力的奋斗。 然而就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北京发生了“冒充周总理签名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用极其狡猾的手法，从中国人民银行骗走了整整两麻袋人民币，总计20万元，这对本来就困难的财政部门来说可谓是一记晴天霹雳。 案件发生之后，周总理震怒异常，指示公安部门限期破案……
20万巨款不翼而飞
1960年3月18日傍晚，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秘书室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办事人员。 来人身穿灰色呢子大衣，个头很高，看起来一副很有派头的样子，他来到了秘书室办事窗口的面前，将一个灰色大信封递给了秘书员，然后打开自己紫色的发文本说道：“请签字。 ”
图：赵全一使用的国务院专用信封
年轻的秘书员一看信封上的标志，便知道是周总理委托的重要事情，于是丝毫不敢怠慢，在对方指定的位置签好了字。 例行公事完成之后，来人收起发文本，向对方道谢之后镇定地走出了秘书室的大门。 由于光线昏暗，秘书员甚至都没看清楚来人具体是什么模样。
随后，秘书室看到信封上印有“急件，限5点40分送到”的样子，于是立刻将信封交给另一位办事员，让他立刻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办公室。 此时行长因为临时有事离开了办公室，行长秘书看到这份来自国务院的急件，便急忙拆开检视，只见里面有一封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一封紧急公函，内容为：
图：赵全一伪造的周总理批示
周恩来总理：
接毛主席办公室电话，今晚九点，西藏活佛将举办讲经会，要拍摄纪录片，还有中外记者到访。 主席嘱咐称，可拨出一些款项用于修缮寺庙，以彰显我们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鼓励。 根据以上情况，拟批准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
在信件的左侧有着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刻拨款二十万。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款项要做以下处理：
一、要能够在市场流通的旧票；
二、统一为拾元票；
三、包装美观一些，务必于下午七时将款项准时送往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手中。
打量着疑似周总理熟悉的签名，虽然秘书一度对这一信件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是这种顾虑却被严肃的时间观念迅速冲垮了。 “不好，现在已经六点钟了，距离规定的交款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 ”情急之下，她首先打电话给发行局打电话：“喂，是发行局吗？半小时之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现钞，全部都要拾元旧钞，我们要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你说手续？时间紧迫，手续以后再说，过后计研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
图：赵一全伪造的周总理签名
挂掉电话之后，秘书拿起周总理的信函向当天的值班领导——计研局的王副局长请示。 王副局长看后也不禁产生了疑惑：“2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笔款项为什么不走财政部？”
结果王局长话音未落，他桌子上的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 “您好，我这里是总行计研局……是，款项我们正在准备！7点之前保证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让他放心。 ”
电话挂断之后，王副局长却没有放下听筒，而是一边迅速拨动转号盘，一边焦急地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去催发行局科长，让他们火速备款！”
接到王副局长的电话之后，发行局的当班科长当即撂下电话，带着科员老吴坐着小轿车直接前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催促备款事宜。 得知这项紧急任务之后，分行同志们丝毫不敢怠慢，立刻组织人员按照批示清点拾元旧钞，分拣整理好后整整装了两大袋。 这时，王副局长又派发行局的另一位朱科长前来催办，看到款项准备好之后，三人急忙把钱款放入小轿车的后备箱之中，然后驱车直奔北京民族饭店。
图：1960年流通的第二套人民币
晚上七点钟左右，三人抬着两大袋钱款步入民族饭店，发现这里正是人流高峰期，来自各地少数民族的宾客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热闹非凡的样子。 朱科长走向服务台，正在询问“西周工委赵全一”住在哪个房间的时候，从一楼的前台接待沙发上站起来一个人，上身身着灰色中山装，黑色呢绒裤，看起来很有领导派头的样子。 他走进服务台对朱科长说：“您好，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人吧？20万款项准备好了吗？”
朱科长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打量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之后，对这位自称“赵全一”的同志说道：“怎么样，我们还算送得及时吧！因为都要旧票，所以发行局的同志们加班加点凑齐了这些旧票，你看，整整两大麻袋呢！”
于是赵全一拿出了一份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的信封，只见其中写道：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主任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20万元拨款。
此致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
看过信函之后，朱科长示意赵全一写一个收据，赵全一从自己的兜里拿出一个普通的笔记本，将收据写好之后递给他。 “收据上是不是应该盖一个公章呀？”朱科长还是不太放心，毕竟这是2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出了什么差错，那可没办法交代。 对此赵全一解释说：“嗨，你们看这信函上不是盖着公章的吗？要是不放心的话，你们就把这封信带回去吧！”
为了保险起见，朱科长拿走了这封介绍信，随后和其他两人一起离开了民族饭店，这时的三人都感到如释重负。 “可算完成任务了！”但是让几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赵全一”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子，一场惊天大案由此酝酿发酵，这起诈骗案露馅只是时间问题……
周总理震怒，指示限期破案：20万巨款的满城风雨
3月23日，王副局长焦急地等待着总理办公室的回复，希望能够就这20万款项如何入账进行沟通，但直到事情发生的第六天，总理办公室方面依然没有回应。 于是王副局长按捺不住着急的心情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接线员却感到一头雾水，声称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并且要求他们将“总理批示”和收据送过来进行比对，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伪造周总理批示的巨额诈骗案。 无奈之下，王副局长只能怀着沉痛的心情报了案。
图：周总理画像
3月24日上午，周总理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异常震怒，立刻责成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限期破案。 要知道，在全国6亿人民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个名叫“赵一全”的骗子竟然胆大包天，利用伪造的批示骗走了20万人民币，这对新中国来说那是多大的损失！
而几乎就在同一天，当时北京的700万市民全部都受到了公安部的协查通报，无论是老幼妇女，还是工人农民，满城都在讨论“20万”的问题，以至于小学生上街发现一个穿灰色大衣的，都要秘密跟踪好久。 一时之间，和犯罪嫌疑人穿相同服装的人都变成了怀疑对象，当时再也没有人敢在大街上穿灰色外套、藏青中山装了，甚至如果哪位街坊邻居的体格面貌特质和通报所描述的一致，就会被邻居们背后戳脊梁骨，指指点点，更有甚者还有几位被“请”到公安部门审查，将个人资料、作案时间全部审查一遍，排除嫌疑之后还得接受公安同志的赔礼道歉，真可谓是哭笑不得。
图：公安部对赵一全的紧急通缉令
与此同时，公安技术部门对“赵全一”所留下的证据——伪造的“总理批示”、介绍信以及收据进行一一鉴定之后确认：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装着“总理批示”的信封是真的国务院专用信封，而且公文用纸也是正式的15行横格纸，这种纸一般只有当时的行政机关才会使用；不过，介绍信上的“总理办公室专用章”却是伪造的，初步推测很有可能是使用蜡纸将印章模样复刻下来之后使用红印油印上去的。 此外，公安技术部人员还发现，“赵全一”手写的收据上落款却是“赵金一”，推测很有可能是其平时善写“金”字的缘故，这一切都表明，犯罪嫌疑人文化水平较高，并且还有可能在北京行政单位工作过，熟悉常用的公文格式和标签。
图：有关赵全一案件调查的书籍
根据这些线索，北京公安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收据纸张来源进行了详细调查，这才发现原来这种黑皮笔记本原本是由北京恒昌文具厂负责生产印刷的，然而自1952年3月就已经停止在市面上流通了，只限于行政机关内部自制使用，于是，负责案情的刘文科长就带领专案组人员来到了国务院档案馆，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刘文科长对犯罪嫌疑人在收据上所写的那个“¥”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在国务院档案馆查到这一符号的出处。 虽然找了半天一无所获，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信纸格式，和对外贸易部所使用的信纸格式是完全一致的。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们来到了外贸部，发现那个国务院的专业信封，正是国务院曾经给对外贸易部发文所使用的。
图：1960年的北京外贸部
就在这时，一位北京电车售票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今天上午，电车上发现一个十可疑的人，他的外貌穿着、年龄特质都和犯罪嫌疑人十分相似，对方坐在电车上一直唉声叹气、不敢抬头看人，而且下车的地点正好是外贸部……”
一时之间，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外贸部，专案组人员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这些纸张曾经是外贸部机关的指定内部用纸之一。 而“¥”正是人民币对外的表示符号之一，在这些用过的公文纸上也随处可见， 那么，犯罪嫌疑人隐藏在外贸部自然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很快，犯罪嫌疑人的怀疑对象迅速缩小，从十个，到五个、三个……最后，所有的线索都汇聚到了一个人身上——王倬。
图：王倬的小屋
和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文在接受专案人员调查的时候一口咬定：“我早就怀疑他了！”
“你认为他身上有哪些疑点呢？”专案组人员急忙询问道。
“其一，案发当天下午，王倬请假没有上班，说自己要带着自己的母亲前往北京积水医院看病，但后来医院相关人员回应称，他和他的母亲当天并没有去过那里；
其二，前几天，因为一点小矛盾，我和王倬大吵了一架。 原来当时办公室的几个同志讨论说，这次犯案的犯罪嫌疑人主要特征是眼睛特别小，我就和老王开玩笑说：‘老王这贼眉鼠眼的，不会就是他吧！’谁知王倬当场翻脸，拍桌站了起来：‘你冤枉好人！’还要拉着我去和上级理论。 以前和他开玩笑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你说如果不是心里有鬼的话，又怎么解释呢？
其三，最近王倬很奇怪，总是从家里带饭吃，不去职工食堂吃饭。 有一次，他从家里带饭之后放在暖气片上，我就问他：‘老王，你烤啥子呢？’结果王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连声回答说：‘我啥也没考虑！’可见他精神十分恍惚，压力很大，把我的问话都听错了。 ”
根据这些线索，王倬的笔迹很快就被交给了技术部人员进行鉴定，不到两个小时，技术部人员的鉴定结果就出来了：王倬的笔迹与犯罪嫌疑人完全相同。
图：获的犯罪嫌疑人王倬
专案组迅速行动，在凌晨实施抓捕工作，正在被窝中睡觉的王倬被公安干警抓走，在王倬屋后的煤堆之中，专案组搜出了大批被埋在蜂窝煤下面的赃款，其中小部分已经被烧掉，其余大部分都完好无损。
只因一己私欲，就铤而走险冒充周总理笔迹，最后落得个可耻下场
在踏入犯罪之路前，王倬也曾经算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 王倬的大学是在东北的国统区渡过的，那时正是一个人人都有所追求的年代，王倬眼看别人经商致富，因此心中也期望能够想他们一样学会经商，从而赚大钱。 于是他利用手里为数不多的本金和同学合伙办了一个文学杂志，心想如果能够发行几十万册，说不定也能发家致富。 但未曾想，杂志出版之后没人买，创刊的第一号也就成为了最后一号，王倬亏得血本无归。
大学毕业之后，王倬也想过各种发财致富的途径，比如说造假币、印假火车票等等，但是印出来一看，就连自己都觉得不像，更不用说去糊弄别人了，因此也没敢做下去。 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王倬好不容易在外贸部混了个小职员的工作，却觉得自己起早贪黑地干活，养活一大家子人却还是紧巴巴的，而那些外贸部的大干部们，一个月挣的钱就比自己多好几倍，他们能够坐汽车，让孩子上寄宿学校，还有那房子也很气派，每次王倬看到这些，眼里都流露着羡慕之情。
图：王倬的住宅大门
新中国成立之后，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人才，于是设立了“科技发明技术奖”，王倬觉得这是自己成名的机会，于是就选了一个“世界三大难题之一——永动机”，他废寝忘食地研发了四五年，甚至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搭上了，但是把自己的结果上报科学院之后，却遭到了这样一个答复：“永动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可能成功！”
从那之后，王倬就变得消沉起来，既然自己没办法当官，也没办法当发明家，那就走黑路，学习骗术！王倬买了一大堆“学习资料”，把古今中外的骗术研究了一番，最后发现还是伪造介绍信成功系数更大，于是王倬就开始琢磨起了如何伪造周总理的国务院批文。
图：王倬伪造的周总理批文
毕竟王倬在行政单位，有不少机会能够见到有关周总理的批示，而对于周总理的批示，下面的办事人员都是无条件的执行。 当然，想让周总理给王倬批钱？你王倬又是何许人也，能让周总理牵肠挂肚？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王倬就想，如果能借用周总理的名义，那么骗钱自然是手拿把攥的。 1950年2月，王倬眼看着上面首长就用普通纸张写了几个字，让办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很快就办成了，王倬就开始琢磨，只要模仿周总理写一个批示，就能让人民银行交给自己一笔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巨款。
图：被王倬骗取的巨款
于是王倬就找来周总理的题词，回到家天天晚上刻苦练习，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就开始准备伪造国务院的公章，至于信封，外贸部多得是，上面的字都是用铅笔写的，用橡皮使劲擦掉，看起来就和新的一样。
而信的内容也要慎重考虑，不能露出马脚。 王倬一开始写这笔款项是毛主席要求调拨的，谁敢怀疑毛主席呢？而西藏活佛的相关活动也是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的新闻，拨款修缮寺庙看似也合情合理，由于9点要开始演讲，那么7点准时送款就有着合理充分的理由，人民银行的相关办事人员一定会深信不疑。
图：王倬的母亲张可民
然而拿到这样一笔巨款之后，王倬却处处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早在公安局来抓自己之前，他就发现了监视自己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心想这件事情定是纸里包不住火。 的前两天，王倬将一张张十块钱的钞票丢到小煤球炉之中烧掉，然而两天也才烧了两千块钱。 自知难逃法网的王倬拿出一百块钱递给母亲张可民说：“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儿子以后指不定要出什么事，到时候可能侍奉不了您老人家了。 ”王倬的母亲一听这句话当时就哭得很伤心，两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图：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书
果不其然，当王倬获时，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死活不肯说出赃款的下落，并且对公安民警一言不发，但即使这样包庇儿子，王倬也还是在1960年7月28日被判处死刑立刻执行。 对于包庇儿子的张可民，有人觉得他会被从重处罚，对此周总理批示说：“我知道，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护孩子的？依我看关几年也就算了。 ”多亏周总理的关照，张可民在三年之后被提前释放，回到东北老家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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