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什么是决定中国命运最关键的一招
（来源：连城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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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风起云天，潮涌东方。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四个时期总结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 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一、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先导
粉碎“四人帮”以后，世界密切注视着中国：中国会向何处去？这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 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关头。 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邓小平的复出，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1977年7月17日，历经三落三起，73岁的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国内外发展大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掀起思想解放大潮
历史的巨轮往往会在惯性的驱使下，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但是，“两个凡是” [1]方针的提出，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左”的指导思想不能得到根本纠正。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多次提出批评，倡导实事求是。 1977年2月，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提出要把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起来。 9月，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准确完整地宣传毛泽东思想，阐述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重大意义。 这激发起人们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进行反思，引发到底是把实践还是把“两个凡是”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在第二天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 之后，《人民日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报纸陆续转载。 该文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检验，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和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予以旗帜鲜明的支持。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两个凡是”观点，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他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这一讲话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实际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提出的责难，认为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真捍卫还是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讨论文章650多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北方谈话”。 这个谈话的要点包括:“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不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关起门来不行，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等。 这一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根本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理论思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推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荡涤僵化落后的观念，冲破思想的禁区，打破发展的僵局，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冬天，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重新打开。 1977年冬和1978年夏，高考参试总人数达1160万人。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发展的拐点。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教育领域首先遭到冲击，“两个估计” [2]成为教育工作者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并成为文化教育领域的桎梏。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必须重视教育和科技。 恢复高考制度成为邓小平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思想枷锁的重要突破口。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果断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时期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于当年恢复中断了长达11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他一锤定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9月，邓小平亲自修改教育部报送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的政审标准和工作要求，强调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这一意见获国务院批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条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报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这一重大消息，全国上下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这一年，570多万名考生从农村、城市、部队走进考场，27.3万人被高等学校录取。 高考制度的恢复，激起了广大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被誉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审定的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推倒了多年来压在教育界和知识界头上的“两个估计”，对肃清“文化大革命”在其他领域的影响起到了标杆性带动作用。
迎来“科学的春天”
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摘取数学王冠上耀眼的明珠，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才华。 197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激励人们走向科学和知识的春天。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掀开了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成为按下科学春天的触发器。 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将108个项目确定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有力地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广大科技工作者扬眉吐气。 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朗诵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向全国人民传达了对这次大会的诗意表述：“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注释：
[1]“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2]1971 年8 月13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新中国成立后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本文来自《改革开放简史》 第1-8页
来源：明理e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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