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与苏联关系全面恶化的原因)

1949年6月，我们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政治上和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划清界限，坚定的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由此进入了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启程，赶往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毫无保留的将他们先进的知识、经验、技术传授给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杰出的贡献。

彼时没有人会想到，后来中苏之间竟然会渐行渐远，甚至一度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也就是珍宝岛之战。

苏联究竟对新中国提供了多少帮助？

从一五期间进行的156重点工程就可见一斑。

这156个天南海北遍布全国的重点工程，再加上900余个大大小小的配套项目，使中国初步的建立了完备的工业和经济体系。

可以说，苏联老大哥是带着全套的图纸来手把手地教，教中国该怎么造，为什么要造，要把过去两百年西方世界的智慧结晶，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初建的新中国。

中国之所以能快速地完成工业化，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转变成一个工业部门完整的工业国，和苏联老大哥无私的援助脱不开关系。

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七十年后的今天，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譬如甘肃省，能拿得出手的企业中依然能看到当年苏联老大哥援助的那些企业。

除此之外，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援助的装备可以武装起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这批宝贵的装备全部半价提供。

1949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仅为1%，这笔贷款并非单纯的钱，而是设备、机器、各种材料以商品形式向中国进行提供。 而从1950年到1955年，苏联对我们提供的援助高达56.7亿卢布。

无论苏联怀有何种目的，在客观上苏联援助了我们大量资金，援建了众多工业项目，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也都提供了极大支持，极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和社会发展水平。

那么，关系与我们如此密切而亲密的苏联，又是何以渐行渐远，甚至兵戎相见呢？

50年代末期，中苏间的分歧与矛盾已经逐渐呈现，当时，我们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没有达成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顽固不化”的态度大为火光，决心对中方施加压力，而施加压力的方式，就是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援助。

1959年，赫鲁晓夫大手一挥，一口气撕毁中苏间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与257个科技合同。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带走设计图纸、计划资料，导致了整整201个合作项目陷入停顿，加重了我国初期的经济困难。

苏联的所作所为，和今天的美国动辄经济制裁的嘴脸如出一辙。

随后，还在国家主权的问题上，还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不欢而散。

长波电台事件，指的是在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后，苏联开始着手解决外出潜艇如何与基地通讯联络的问题。 经过研究，苏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这一方案耗资过于巨大，而且质量也难有保证。 另外一个方案是在中国海南岛建立一个长波发射台。

恰好，随着我们的潜艇部队的发展，我们也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大功率的长波电台，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但在电台的具体归属上，我们坚持由我们全资建设电台，并拥有电台所有权。 而苏方则倾向，由双方共同投资建台，所有权归双方的方案。

至于“联合舰队”问题，则被解释为一个误会，当时苏联政府想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一些新技术的援助。 但苏联大使尤金转述时，却错误地表示：“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我们对此当然是严词拒绝，觉得苏联是帮助中国搞了一下原子能后，“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 这两个矛盾后来随着赫鲁晓夫的访华得到了解决。

但这两个问题仅仅是两个小矛盾而已，1963年开始，中苏之间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的问题，展开了公开大论战。

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表示反对，而我们觉得苏联提出的“和平过渡”道路也是有问题的。 随着论战的进行，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很短时间内就从蜜月走向破裂。

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分歧和争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决定性原因。 这其实是当时社会主义同盟的一个结构性弊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来替代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并且把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关系。

但中苏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分歧，更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曾经的俄国对外政策就以蛮横出名，如今的苏联其实相差不多。 这种蛮横不仅对敌，同样也对自己的盟国。 譬如波罗的海三国就是苏联以武力相要挟强行并入，芬兰还被迫割让了北冰洋的出海口给苏联。 苏联为了维持其霸权主义，在能占到便宜的地方绝不谦让，即使是友军，也要从友军身上咬下一口肉来。

而“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事件，虽然后来被赫鲁晓夫解释为误会，但仔细想想，苏联大使尤金真的会那么愚蠢，错误的转述赫鲁晓夫的决定吗？恐怕误会是假，苏联对中国存有控制之心才是真。

在苏联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的过程，它认为，对社会主义联盟的其他成员实行控制是苏联的应有之义。

工业上，苏联要发展高附加值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则由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完成，为苏联供血。 军事上，苏联要坚持自己一家独大的局面，其他国家只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 而在政治上，苏联更是要求其他小国要充当自己的马前卒。

美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侵犯自己所谓的盟友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要他国沦为自己维持霸权的工具。

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进入了饱受屈辱的近代历史，主权受辱，国权受辱，民权受辱，一整部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中国反抗侵略的历史。

如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苏联却又想要骑到中国头上，干涉中国内政，侮辱中国主权。 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和苏联的渐行渐远，其实是必然的结局。

其根源，就是苏联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

邓小平自己也说过，和苏联闹掰，根源不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因为他自己也不觉得当年中国的观念全部是对的，主要原因是“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

早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中苏之间利益的分歧就已经有所体现。

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提出了希望废弃旧有的、不平等的条约（曾经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订立新的平等的条约，却遭到了斯大林的断然拒绝。 可见中苏虽是盟友，但斯大林却始终将苏联利益置于中国国家主权之上，不愿放弃在华特权。 最终，中苏两国废除了曾经的中苏旧约，但代价是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存在巨大差异，苏联还热衷于对我国内政指手画脚。

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赫鲁晓夫要求我们要同苏联一起制定政策，更是要求中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一要求涉及我国独立自主的底线问题，被我国严词拒绝。

苏联随即在次年召开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苏联在会上组织围攻中方代表，而且在会后撤回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曾经签订的合同，停止向中方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其目的就是要中国低头，全面听从苏联指挥。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蛮荒态度可见一斑。 中苏也因此渐行渐远，从蜜月走向破裂。

中苏边界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之前由于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这个问题自然不是一个问题。 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苏边界问题就成为了成为中苏双方武装冲突的导火线。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中苏边界冲突愈演愈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64年至1969年，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高达4189起之多。 在众多边界争端的集中区域，珍宝岛又是重中之重。

在珍宝岛进行巡逻的我军战士，时常被苏军打伤，苏军还在报刊上扬言，珍宝岛是苏联领土，中国军人如果继续在珍宝岛巡逻，则苏方将用武力解决问题。

1969年3月2日，苏军再次侵入珍宝岛，打死打死我边防巡逻人员6人，忍无可忍的中国边防军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击作战。

这次反击作战从3月2日持续到3月17日，中国边防军以牺牲12人，负伤27人的较小代价，毙伤苏军140余人，毁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4辆，缴获T62主战坦克一辆，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珍宝岛之战结束后，苏联方面的鹰派主张立刻对中国出兵，“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 勃列日涅夫被说动，随即决定动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即针对重点区域进行精准打击）。

在获知消息后，全中国的军队进入积极备战状态。 这让苏联感到犹豫，可见苏联并做好没有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心理准备。

中苏关系的转变，也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提供了契机，勃列日涅夫只能一边无奈地怒吼“美国出卖了我们”，一边终止与中国开战的计划。 而进入80年代后，苏联的内部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在1991年解体，中国对苏联的爱与恨也一同被埋进历史的坟墓。

普京说过这么一句话“谁不怀念苏联，谁就没良心，谁想回到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向来是分得清好坏的，我们怀念那个寄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苏联，怀念那个帮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而不是那个搞红色恐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霸权至上的苏联。 如果说要回到苏联，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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