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玉玺最后一次出现(秦朝传国玉玺最后一次出现)

和氏璧可谓是中华第一名玉。 现存的关于和氏璧的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时代的《韩非子》，根据《韩非子》的记载：楚国的一个叫卞和樵夫在荆山上打柴时意外获得一块美玉，于是将此宝献给楚厉王。 但有一句古话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玉石本身就是一种石头，在未经打磨前和普通的石头看不出有任何差别，只有懂玉的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其价值。 楚厉王让王宫里的玉石匠鉴别，玉石匠粗略地看了一下便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厉王认为卞和有意欺骗他，下令砍去了卞和的左脚。 武王登基后卞和再次捧着玉石去献给武王。 武王又命令玉石匠鉴别，这回玉石匠心想：我堂堂御用工匠难道还没你一个山野村夫眼光好？都跟你说是石头了还不依不饶的，于是有一次说道：“就是一块石头啊！”武王又下令砍去了卞和的右脚。 文王登基后卞和抱着璞玉在荆山下哭泣了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 文王听说后就派人问他：“天下被砍去双脚的也不止你一人，为何哭得如此厉害？”他说：”我不是苦我这双腿，而是哭宝玉被认为是石头，贞洁之士被认为口出狂言!”文王听到他这番言论就命人打磨卞和献上的石头，里面果然是玉，派玉匠剖璞，琢成一块价值连城的希世珍宝，这就是和氏璧的来历。

战国时代和氏璧由楚如入赵，引起秦昭襄王的觊觎，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 当然蔺相如虽能完璧归赵，但终究改变不了秦国一统天下的事实，秦灭赵后和氏璧落入秦始皇嬴政手中。 春秋战国时代玉和剑成为两样被士人赋予生命化人格化的物品：武士佩剑，文士佩玉，这两种物品几乎成为士人的象征。 秦始皇统一天下自认为自己文武双全文治武功皆超越历代前人，所以他认为只有天下共传的第一名玉——和氏璧才配得上自己的身份气度，于是把天下最珍贵的和氏壁雕刻成受命玉玺，成为皇权的象征，玺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定国安邦。 从此和氏璧就多了一个身份——传国玉玺，成为皇权的象征。

刘邦灭秦得天下后秦王子婴将御玺献给了刘邦，御玺成为“汉传国宝”。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 小皇帝刘婴仅两岁，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 王莽篡位，派其北阳侯王舜进宫索玺，太后见舜怒斥：“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顾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汉书·元后传》）随即将玺“投之地”传国玺被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但终难天衣无缝，天下至宝从此留下瑕痕。 后王莽败，带玺绶避火于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其绶而不知取其玺。 公宾就见绶，问明绶的主人所在，就前去割了王莽首级并取得传国玺，交与王宪。 王宪自乘天子车辇，有称帝意。 李松入长安，斩王宪，把玺送到宛，献给更始。 赤眉杀更始，玺归刘盆子。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盆子败于宜阳，奉传国玺降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宦官张让、段珪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与掌玺者走散。 让、珪既诛，少帝回宫，六玺俱在，而独失传国玺。 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从城南甄宫井中捞出一宫女的尸体，在项下锦襄中金锁关闭的朱红小匣内取出玉玺。 玉玺方圆四寸，上携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并既寿永昌。 ”此文传为李斯所书。 孙坚获传国玺，心生异念，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 谁知传国玺并未给孙坚带来好运，不久他就在岘山阵亡。 袁术乘孙坚之妻归乡之机，派兵于半路截得玉玺，称帝。 袁术死后，其妻扶棺奔庐江，又被荆州刺史徐璆把传国玺抢去献给了曹操。

西晋统一三国后传国玉玺归于晋武帝司马炎。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王弥攻入洛阳，俘晋怀帝并得传国玺。 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刘聪还不懂得传国玺的意义，他把晋怀帝和传国玺都迁到平阳“保管”起来。 刘聪死后大将军靳准作乱，要把玺交给胡嵩，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 ”胡嵩宁被靳准杀死，也未敢接受。 不久靳准被杀，其北靳明遣卜泰献玺于刘曜。

公元328年石勒攻杀刘曜，得传国玺，在玺的一边刻上了“天命石氏”的四字题辞。 后赵传至，内乱，冉闵杀石鉴，夺玺，传子冉智。 公元352年慕容俊克冉魏邺城，宣称闵妻已献传国玺，封其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建大燕国（即前燕）。 而慕容俊只是导演了一场骗局，妄想以所谓“天命”来维持其统治而已。 其实当时晋濮阳太守戴施以出兵救援为名，从冉魏大将军蒋干手中赚得玉玺，遣都护何融怀玺至枋头，交给晋安西将军谢尚，谢尚又送至建康（南京），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至此传国玺历四十二年而复归于晋。 从晋元帝东渡以后历数帝都没有传国玺，以至北人嘲笑说：“司马家是白板天子。 ”及永和得玺，人们这才把东晋视为正统。 玺至建康，百僚毕贺。 玉玺其重若此——代表着皇权的正统性。

公元420年晋恭帝禅位于刘裕，玺入宋。 后历齐、梁，至梁简文帝时，侯景叛乱，夺传国玺。 侯景兵败，部下侯子鉴定其玺，走江东，因怕追兵赶上，将玺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 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永行北子晋智乃以传国玺献陈武帝。 隋文帝灭陈，从陈后主处得传国玺。 隋朝末年隋炀帝携带传国玺南下扬州，在江都被缢弑，玺属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兵败，隋亡。 萧后携皇孙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由于传国玉玺被带至突厥，唐高祖李渊视之为毕生的遗憾，常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后与皇孙政道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传二百七十余年至昭宗。 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 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 又十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废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携传国玉玺登玄武楼。 石敬瑭陷洛阳，李从珂自焚，于是传国玉玺失踪，又成就千古疑案。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一千六百余年。 可是从此不知所踪，成为中国历史一大悬案。 此后历朝历代为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都声称自己找到了传国玺，真真假假令人难以分辨。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 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咸阳县民段义在河南乡掘地得一宝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 次年正月送至京师，经蔡京等辨识，确认为秦制传国玺。 虽不知此“传国玺”的真伪，但之前宋朝一直沿用后周玉玺，如今号称找到了历代相传的传国玉玺可谓是振奋人心之事。 然而好景不长——三十年后金国俘徽宗、钦宗二帝，宝玺也被金人掳去。 金人其实也不知自己从北宋获得的传国玉玺是真是假，但对外金国一直坚称自己手中的就是真正的传国玉玺，以此标榜金国为正统，嘲笑南宋皇帝是白板天子。

蒙古灭金后这枚不知真伪的传国玉玺归于蒙古，但蒙古建立的元朝相比金朝汉化程度要低。 自认为马上取天下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大汗似乎对传国玉玺并不怎么关心，即使在他们仿效汉制建立元朝成为元朝皇帝后依然如此，以致于传国玉玺在他们蒙古贵族内部几经转手后再度下落不明。 元世祖至元年间太师国王之孙、通政院使硕得死后妻子病重，儿子只有九岁，家境艰难，遂以家藏的一块宝玉托御史台通事阔阔术拿到市上出售，因非寻常物制，无人敢买，后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 只见“乃黝玉宝符，其方四寸，螭纽交蟠，四可边际，中洞横窍，其篆画作虫鸟鱼龙之状”，经监察御史杨桓辨认，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于是又被确认为秦玺。 但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至此传国玉玺的下落越发神秘——本来北宋的传国玉玺就不辨真伪，如今蒙古人这么一闹腾，他们手中所谓的传国玉玺别说是真是假，是不是北宋那枚都不好说，搞不好真正的传国玉玺、北宋玉玺、元代玉玺根本就是三枚各自不同的玉玺都有可能。

明初朱元璋以布衣而得天下，为了证明自己开创明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他才不管逃回漠北的蒙古人手中的传国玉玺是真是假，反正他是要定了。 于是朱元璋派遣徐达带兵数十万入漠北，以期夺回此宝。 大臣解缙还为此上表请罢兵戎，以利百姓生息。 后来李文忠二次远征，俘虏了元后妃和诸王，得到了一些宋元玉玺，但却未见传国玺的踪影。 因此明朝留下了永恒的遗憾——唯一没得到传国玉玺的中原大一统王朝（当然宋朝自个号称得到过，其实存疑）。

某年在漠北地带有一位牧羊人见一只绵羊老用蹄子在地上刨。 挖开一看发现下面埋着一块晶莹碧透玉玺。 他将它献给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也鉴定为“传国玺”。 消息传到漠南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耳中，他因是成吉思汗嫡系后裔，早怀恢复祖业之志，一闻此讯，即率二十万大军来攻，经过一场血战，果然夺得玉玺。

明弘治十三年鄠县（今户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到一枚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以传国玉玺的名义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后金太宗皇太极战胜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夺取了林丹汗号称掌握的那枚“传国玉玺”，皇太极由此“乃定立国计”，改“金”为“清”国号，改女真族名为满洲，天聪年号为崇德。 关于皇太极获得这枚“传国玉玺”的经过根据史籍记载如下：清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后金皇太极派他的弟弟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玺投降。 但皇太极得玺一看才见上面刻的是“制诰之宝”四字。 原来不是秦玺，而是汉元帝命昭君和番时送给匈奴王的一颗羊脂玉玺。 可是皇太极还是对外宣称他得了传国玺，并正式改国号为“清”。 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内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玺，放在正中的一方即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宫中一直说它是传国玺。 但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钦定二十五宝时把它确定为赝品。

甭管赝品不赝品吧，其实传国玉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即使清宫之中那枚所谓的传国玉玺是赝品，可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标志一种象征。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 直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他带出皇宫的惟一一方玉玺，也就是皇太极所得的这方刻有“制诰之宝”的玉玺。 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可惜未得。 溥仪从伪满洲国皇帝变成战犯押往前苏联，又转押回国，这玺都一直放在他随身皮箱的夹层中。 直到抚顺战犯所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他才取出这颗宝玺交给了国家。 遗憾的是这是不是和氏璧所做成的玉玺至今无人能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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