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玄学的人会怎么样(学玄学的人最后都怎么样了)

2023-01-29 12:07:18 发布:网友投稿 作者: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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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繁衍之初,世界混沌未分,人类的认知更无从谈起。

雷鸣闪电,飞沙走石,种种大自然的神奇之初成为人类历史最早的神圣崇拜。

古代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通,交流水平无限趋近于零,这样也造成部族与部族之间产生文化的差异,最明显的就在于图腾崇拜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衍生,历史的演变,上天对人类的偏爱也在渐渐的展现。

人类经历了对自然的崇拜之后,渐渐的掌控了自然的规律,并相对衍生出更多的使这个世界丰满的精神创造。

其中尤以文学的发展最为耀眼,经历了朝代更迭,时代变换,从图腾时代演变到封建时代,文人和文学的延续从未中断,秦的法度,汉的华丽,到了魏晋,文人中的“隐士文化”却大放异彩。

一个时代的文化一定会受到同时代政治的影响,众所周知,魏晋时代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不可避免的兴起了“门阀”这样的存在。

上层资源被贵族瓜分殆尽,寒门的不平也就顺理成章了,仕途的不顺导致当时下层文人更加抑郁的心态,所以消极避世在所难免。

于是名山大河之间,古榭楼台之间流连着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口口相诵,流传至今。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大多才学不凡、饱读诗书,如果他们有个人意愿,也可选择重归仕途,也不必选择远离世俗,隐居山林而与俗世人隔绝的生活。

关于隐士隐居的原因主要从他们的性格与追求说起。

第一点就是当时的名仕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

隐士都是志向高远、远迈不群者,“人无志,非人也”。 (嵇康《家诫》)然而官场的污秽注定被他们不齿,由于他们性格清高而正直,仕途一直不顺。

因为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面对崇高的政治理想,他们忧国忧民,却无法实现政治抱负,所以选择了归隐山林,远离俗世的烦恼。

于是陶渊明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再者就是对田园自然的追求,是他们对自然的向往和追求。

当时庄园制度的盛行,也为山水美的发现提供了条件,魏晋南北朝士人追求心神的超然,追求万物的自然与和谐统一,所以山水自然之美成为了他们的审美对象,而优越的地理条件也是山水审美形成的原因之一。

最后,隐士们选择了归隐,选择了躬耕垄亩、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

隐士生活最大的特点是宁静。

隐士一般选择归隐于田园或者深山,与熙熙攘攘的人群断开了联系,他们生活上自给自足,饮食、服饰方面一贯是就地取材,从诗歌中不乏能读到隐士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生活环境、食材、服饰特点等。

隐士们有很多闲暇,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而这些隐士一般有着高雅的品位与追求,拥有非凡才学,精通琴棋书画,他们在闲暇时间一般会选择吟诗作对,抚琴作曲,或结伴游玩,把酒言欢。

很多隐士仕途不顺,也有借酒消愁的习惯,其中陶渊明是比较闻名的饮酒居士。

他的作品里面很多都有酒,而且,这些隐士也喜欢以酒会友,陶渊明喜酒,“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尽管没有能够花钱的乐趣,但是饮酒为平淡的田园生活增添乐趣。

隐士们乐于结伴同游,相互交流,他们很多诗句描写与好友结伴的快乐,也有孤单一人无人分享时的寂寞。

谢灵运在诗歌中以“美人竟不来,阳阿徒发”表示自己没有好友陪同时候的心境,谢灵运在始宁别业隐居时期,常与隐士孙淳之、王弘之聚会,又与族弟谢惠连等人游山玩水。

自西周末年诸侯争霸,孔夫子私学的兴盛造就出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争先恐后的推荐自己的学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繁华,也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的精度决定了政治的高度,当秦朝君主决定采用“法家”思想的一科,其他的思想注定要成为陪衬!

但这时的道家思想却在魏晋南北朝时大放异彩,甚至左右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

尤其在佛教兴盛之后,与儒家三教搅动文坛,成万马奔腾之势。

由于政治的限制,当时就大环境的束缚,诸多隐士转向田园之后,不肯与官场瓜葛太深,于是创作素材便由单纯的田园文化向玄学这一门类扩展。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只此一句便可以了解到佛教的兴盛。

更有老庄道家无为清净的思想,似乎更能引起隐士们的兴趣,这样既不会和官场相关,又能借机抒发自己的感情倾向:

一山一水之间,一天一地之间,上可傲天长啸,下可躬耕隆亩,山间一小道,林间几微风。

所想所见,皆可入画!隐士之风,巍巍壮矣!

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因为当时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

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我们知道大多数文人骨子里是“儒家人”,谢灵运作为当时代表山水诗成就的诗人,不断访问名山大川,严格奉行着消极避世的准则,而在山水之间 多的是名寺古刹!

久而久之,不巧好巧文人与玄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发展到最后难解难分。

而隐士文人在作品中赞扬名寺古刹借以抒怀,名寺古刹也由此见诸世人,所以魏晋南北朝的隐士文化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玄学的发展和进步。

随着玄学之风渐盛,人们的目光也随着隐士文人的眼光看向玄学。

于是在魏晋中后期,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

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这样一来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隐士文人的本意是为了躲避争论,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精神。

但有思想就必然有争论,于是道家的思想变得僵化,甚至出现与文人脱节这样的情况,于是佛教这时候就成了拯救的目标。

典型的就是晋惠帝元康年间以嵇康、阮籍代表的”竹林七贤”则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

他们鉴于玄学名士何晏等因党附曹爽,已身败名裂,于是便走向极端,采取撕裂名教的观点,主张达生任性,对欺世骗人的名教礼法提出了尖锐抨击。

因此,嵇康被杀,阮籍也一生沉沦,很不得志。

两晋之际的鲍敬言也是玄学的代表人物。 他在《无君论》中反对儒家思想中君权神授的理论,认为君主是产生人间一切祸乱的根源。

这种敢于和君权抗争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人物各有千秋、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吗?

思想的激荡在于思想的不同,思想的特殊性,随着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

儒家文化的渐趋没落引起了士族文人的恐慌。

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开始批判道家、玄学,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

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

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

儒学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

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

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

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 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至此,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到高峰,与隐士的结合也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隐士文化借助玄学达到精神世界的最高峰,也推动玄学发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世间万物相辅相成,难分难舍。

我们崇拜隐士的潇洒不羁,也能在玄学中感受到神秘和心灵的宁静。

思想的花朵永远在绽放,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绽放的花朵中嗅出人不可知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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