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嫂价格表（2021年）(沈阳月嫂价格表2021)
互联网平台轻易借助资本优势迅速破坏了一个行业的秩序，但没有重建起合理的秩序或者建成了不合理的秩序。
文 / 巴九灵
2021年将很快过去，它比起2020年更能表明，我们将大踏步地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作为一个90后，我们曾用手触碰90年代，看见00年代从童年流过，真切地经历了10年代。 20年代是一个全新的、而立的年代，但愿它是美妙的年代。
但它的第一、第二个年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并不能说是完全美好的开头。 在一个公众号评论区看到一条留言，令人感慨：
“我两个小孩从有意识开始就知道‘外出=戴口罩’，我很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原来不是这样的。 ”
这种微小的细节，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深刻体会。
在过去的一年，小巴去过一些地方，山东曹县、苏州阳澄湖、福建光泽、广东东莞、贵州贵阳、吉林长春……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聊过天，比如制造业工人、理发师、卡车司机、外卖员、药店店长、亚马逊卖家、大闸蟹养殖户、汉服店店长、月子中心老板，等等。 因此也偶得了过去一年发生在商业世界里的一些细节，希望把它分享给大家。
01.互联网公司轻易打碎一个旧世界却没建起一个“新世界”
过去五六年时间里，是互联网公司的黄金时代。 小巴几乎是看着抖音“长大”的，它早期线下推广时曾在北京三里屯竖起一块大屏，以酷炫音乐与舞蹈为卖点，而今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内容巨头。 小巴喜欢看新闻、美食、趣味内容、人物故事、大V观点、电影解读，等等。
到2019年，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几乎从小角色成长为互联网除腾讯、阿里之外第三极，证明了互联网世界的广阔天地。 而今日头条、拼多多、快手则从一开始被无数人质疑的“土味”App，没多久人人喊“真香”，更让人感叹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包容。
从理性分析来说，大型互联网公司无疑是当前商业社会最先进的组织，由具有各种国内外顶级资历背书的企业家掌舵，行业知名的技术大神加持，高学历、高智商、有野心、有拼劲的高校毕业生源源不断涌入。
去年与今年相交之际，有一个不幸猝死的拼多多员工，1998年生人，22岁，女孩，她在内部员工账号签名处写着一句话：“我为多多守边疆！”说的是她在担任“多多买菜”新疆业务工作时的心情或者目标，由此可见一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企业以沾上互联网三个字为荣，许多行业创新者希望借助互联网提高行业透明度，来破除行业积弊，互联网公司是就业的风向标和目的地。 如今，这一神话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2010年，富士康发生“13连跳”，揭开了早年制造业的黑幕，而近些年互联网公司的类似案例也不在少数。 年初有拼多多员工猝死，年末又有腾讯员工跳楼。 如果说以前人们对互联网公司充满高期待，如今则变成了大规模网友对互联网公司直接而凶狠的责骂、无止境的质疑与不信任。
小巴在今年6月份调研了卡车司机行业，发现这一行已经“互联网化”。 卡车司机主要在运满满、货车帮等App上寻找货源，货主（货物拥有者）也主要在App上发布货源。 那时，由上述两款行业主要App背后公司合并的满帮集团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这家公司集结了腾讯、百度、高瓴、红杉、云峰、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等头部大厂、知名资本机构以及投资人，风头无两。
和以往常在美国亏损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相比，满帮集团的情况似乎要好太多，其2020年净利润为2.81亿元。 不少卡车司机告诉小巴，一开始互联网平台承诺对货主和卡车司机免费入驻，但逐渐变成从两端收费，再后来卡车司机想要从平台上挣钱变得困难，订单利润因为主要互联网平台合并、佣金政策、区域市场透明化的竞争加剧、新从业者不断进入等因素，变得乏善可陈。
有人可能说，假如互联网平台兼并、佣金政策都是合理的，我们似乎也不能把这算作互联网问题。
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互联网平台轻易借助资本优势迅速破坏了一个行业的秩序，但没有重建起合理的秩序或者建成了不合理的秩序。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无法倒转，尽管互联网创业者的初心可能是希望创造社会价值。
一位资深行业从业者告诉小巴，大家（货运互联网公司）都运用数字能力去抢货源，都希望把自己前面在赚差价的人干掉。 结果原来的秩序破坏后，行业进入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竞争环境，并使大家越竞争越差。
与之呼应的一件事是，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过去一年大型互联网公司进军“社区团购”进行了定性，主要有三点：一是破坏了现有供应链产业正常发展；二是低价倾销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三是挤压小摊主、小商贩等群体的就业空间，影响社会稳定。 这体现了监管层对互联网公司可能粗暴破坏行业秩序的担忧。
但我们反过头来看，自然也不能高估传统行业，一些仍然未被互联网化或者互联网化程度低的传统行业由于缺乏透明度，仍然是黑幕重重。
据小巴了解，在理发行业，一个理发店常常是它所在商圈的“小型垄断者”，价格表五花八门、话术千奇百怪，变着法从顾客钱包里掏钱；在医药行业，长期以来，由百万级规模中介人员作为药厂与药店、医院的沟通桥梁，因此滋生了大面积的灰色地带；在大闸蟹行业，由于阳澄湖大闸蟹是大闸蟹行业的名牌，结果外地大闸蟹在阳澄湖本地形成了庞大产业，以冒充阳澄湖大闸蟹获得暴利……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行业，左右都可能令人为难。
02.一个庞大制造业身躯被发掘，结果被人一拳抡了
今年四五月份，山东曹县成了互联网宠儿。 因此，小巴去了一趟曹县，结果发现早小巴去的，以及与小巴同时去的媒体记者已经排成队，汉服店老板一天接待的人数至少在五六拨，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估计至少上百家。
为什么人们会对山东一个小地方有那么大兴趣？直接原因是它承包了90%的日本棺材市场，60%—70%的国内棺材市场，在阿里系电商拥有三分之一的汉服市场份额。 那么，为何如此强大？对人们来说，这类地方逆袭的故事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而且，曹县也代表了无数外出务工人员的一种人生可能性。 比如，有的读者留言，如果在老家县城也能挣到6000块，也就没必要外出打工了。 在北京，小巴经常会遇到东北、山西、陕西、河北等的“打工人”，对他们来说，除了北京难有去处。 因此，这一说法并不夸张。
除了曹县，我们忽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发达的地方经济例子并不少见，常常是一个县市在某个细分产业处于垄断或者明显的优势地位。 比如，读者在留言中提到：河南长垣市承包了全国30%以上的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卫生材料；安徽无为市生产了世界上85%的渔网……小巴们前不久去的福建光泽县，那里有一家亚洲最大的白羽鸡养殖企业，福建圣农。
它们星星点点散布在祖国的大地上，是除了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以外的另一种存在，这些“地方经济体”并没有一二线城市及其工业园区的各种便利的资源和政策条件，没有源源不断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作为劳动力，商业打法也非常朴素，更多是靠当地人的聪明和自发的勤奋与刻苦，但却是中国市场经济活力最鲜明的见证，是中国制造业庞大躯体的关键组成部分。
比如，曹县汉服的主要优势就是便宜，只要100—300元，而以前买一件汉服常需要大几百、上千元。 背后方法论是利用人口大县的劳动力优势打“人海战术”和“价格战”。
曹县的服装产业是2011年从一群留守妇女手里发展起来的，先从常常是在节假日一次性使用的演出服装做起，因为早期曹县的留守妇女生活非常贫困，据说还有老人当街要饭，所以她们身上充满了奋斗的激情（一个如今年入千万的曹县服装企业老板娘，因没时间考驾照，开的还是“老头乐”），结果做成了“中国最大的演出服装产业集群”，再花两年多时间转型做汉服生意，顺风顺水地成了电商领域的汉服老大。
如果把曹县的案例放大看，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深圳的跨境电商卖家，他们也是主打高性价比产品，普遍单价为20—50美元。 背靠着中国领先的供应链以及物流体系，什么火卖什么，并且快速迭代。 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卖家整体销售额冲到亚马逊的第二名，第一名是美国。
可是，当中国制造业产品几乎把能占的国内外市场的大部分市场都给占领后，结果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迎面而来的是对手的一记闷棍，打得人毫无还手之力。
从今年5月，美国亚马逊开始整治中国跨境电商“刷单”问题，封了一大批中国大卖家，导致中国卖家损失惨重。 据深圳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统计，预估损失在千亿级别。 中国跨境电商卖家为什么要刷单？关键还是缺乏品牌和核心竞争力。
类似情况是相当突出的。 我们拜访了长春一家知名汽车制造厂，发现中国汽车碰撞试验中的假人几乎被美国底特律一家公司垄断，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造不出；
我们还发现整车碰撞实验室的高精度的地面牵引轨道只能由德国企业承建，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造不出；
在去福建光泽的圣农集团参观时，我们发现平常吃的“炸鸡”“鸡排”的原材料白羽肉鸡的鸡种，几乎也是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我们自己“造”不出……
再扩展到规模化养殖的“白猪”、白羽肉鸭，中国三大肉类主要品种的种源其实都控制在国外企业手里。
小巴的一位同事听说这件事后，不禁惊呼：居然连个鸡都被老外卡死了！
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的解决，基础条件之一是大规模的技术工人。 但小巴访谈过一些蓝领招聘、职业教育相关的从业者，发现不管是本土制造业企业还是外资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上都招不到足够多合适的技术工人，数字化转型堪忧。
这几乎说明当前的职业教育并不成功。 一位曾经的职校老师给我们留言，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教育路线是“中考一考定终身”。 因此，由此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只会觉得人生无望，而老师也对于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没有目标，自我和外界都是无要求、无目标、无未来，如何能指望学生积极要求自我，积极提升自我？
众所周知，高考同样“一考定终身”，其结果也大概如此。 所以，今年以来，国家前所未有地大力鼓励发展职业教育，12月初教育部发文，明确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在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这可能是影响中国制造业未来的重要举措。
03.作为社会最基础的单元人群的观念出现转折性变化
“躺平”是今年年中的一个爆火话题，小巴在今年6月报道了在一个月内人数增长千倍、关注人数达到20万的百度贴吧“躺平吧”，总结了国内“躺平族”大概有三个特点：会想办法保障基本的收入来源；选择了极低物欲、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方式；愿意把更多业余时间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放在全国范围内，这只是很小一部分人群。 但实话实说，作为一个90后，小巴似乎很少见过身边或者访谈到的哪个年轻人没提过“躺平”一词，甚至不想要“躺平”的，无论是北京头部大厂的员工，还是一个杭州一个杭帮菜饭店的普通厨师，尽管这样说会显得比较悲观。
现在很多人谈“躺平”，主要聚焦在工作和收入。 但其他方面促使人们想要“躺平”的原因可能要更多。 比如感情、家庭不顺。 这方面通过每年结婚登记人口持续下滑到800多万对（2014年为1286.6万对）、高居不下的离婚率（1987年为0.5‰，近些年为3.0‰—3.4‰）、创1978年以来新低的跌破10‰的出生率（2020年数据）等就可以反映。 又比如，学习压力大、人际关系不顺……
下面的话可能显得比较夸张：很多人身处在一个全方位的压力下，所以“躺平”一词才几乎在一夜之间敲进了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的内心。
此外，小巴发现不少行业都有“躺平族”的影子。 “躺平族”的核心其实在于追求身心的自由。 但如果你去问一个外卖员，为什么愿意送外卖？工资高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高工资伴随的是高强度、高风险、高生活成本的工作环境。
据美团一项研究报告，68.2%外卖员的从事理由是时间灵活。 加上小巴对相关的行业人士和外卖员的访谈，发现他们其实更在乎自由，所以很多人从严苛呆板的制造业环境，或者一些相似的工作以及生活环境中脱身。 一个曾在汽车厂干了五年的外卖小哥对小巴说的话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有时候喜欢下雨天送外卖，下得越猛，越觉得舒服。
这些现象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可能是不良的信号。 因此，今年1月1日国家施行“离婚冷静期”；4月，河北出现“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5月“放开三孩”；7月“双减”政策落地……
但是，人群观念的变化恐怕不是一时冲动。 最后说一个国内不为人知的行业，月子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在6000—7000家，坐一次月子中心，大概一个月时间，花费少则2万元，中端水平在5万—8万元左右。 月子中心的服务对象是新晋的妈妈和她刚出生的宝宝。 看起来这是一个需要医疗专业能力的行业。 比如，台湾月子中心普遍就拥有医疗背景。 但中国大陆的月子中心普遍缺乏医疗背景，因此容易出现医疗事故，类似新闻较为常见。
但是，大陆月子中心为什么仍然能够发展起来？因为其核心价值不在专业的医疗能力，重点在于服务体验。 在中国大陆的月子中心，年轻妈妈可以和她们交给月嫂或者护士照料的婴孩一样，享受着接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婴孩”状态。
很多年轻妈妈认为像以前妈妈在月子期内辛苦带孩子和做家务是没必要和不值得的。 一个两度花6万—8万元光顾月子中心的95后二孩妈妈说：“以后有好多好多年可以陪伴他，没有必要非得纠结一个月。 ”当时听到这样的话，小巴是挺惊讶的。
不论是“躺平”的，还是没“躺平”的，其共性或许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做人道理千条万条，第一条是要对自己好。 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权和主动权在每个人的手里。 有人可能得到共鸣，有人或许也能看到商机。
本篇作者 | 林波 | 当值编辑 | 武新月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图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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