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分硬币值多少钱（智利）

10月30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智利总统皮涅拉（中）发表讲话。 新华社/智利一号通讯社

智利总统忍痛放弃主办两场重要会议的缘由还要追溯到本月月初。

自10月6日起，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开启了一次幅度不大的涨价计划：早晚高峰各两个小时时段的票价由800比索（约合人民币7.97元）上调至830比索（约合人民币8.27元）。 此举引发抗议者强烈不满，最终由抗议演变成骚乱。

智利到底怎么了？混乱的局面仅仅是因为这相当于人民币三毛钱的涨价吗？这件事得从49年前说起。

在“民主”尸体上嫁接自由主义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所在的社会党联合激进的“人民团结阵线”斩获36.2%的选票，美国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得票占34.9%，以仅仅1.3%的差额输掉大选。 另，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路线居中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

图为选举中的阿连德

在三足鼎立格局之下，阿连德成为智利第一位民选总统，由此拦腰将这个狭长的国家拽上了一条似乎让美国人和很多智利人不那么如意的道路。

阿连德政府认为，以美国为主的外资企业已经在智利国土上赚得钵满盆满，远超他们的付出，将铜矿和银行等重头项目收归国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律不给补偿。 美国政府自然要给损失惨重的美企撑腰，何况扶植亲美派发动政变掌权的套路，早已玩得很熟很熟。

阿连德的前任，走中间路线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曾许诺让10万智利农民获得土地，他在任的6年里，先后没收了二百余万公顷土地。

阿连德着急得多，仅在1971年里完成的“任务量”就超出了前任6年之和。

操之过急的结果不太妙，不但在对收回土地的管理上出现混乱，还引得地产主纷纷自行组织武装保卫家园，农民与地产主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失控的地步。

阿连德还冻结物价、不顾承受能力大幅提高工人薪资。 然而，破坏规律的的举措即便短期取得效果也无法长久，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140%，至1973年9月达到381%，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不断。

9月11日黎明，在美国的支持下，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政变，智利国有化以阿连德自杀而谢幕。

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失踪者共计3197人。 而在1973至1979年间，至少有2.8万智利人因受到军政府的迫害而流亡海外。

皮诺切特

1974年，总揽大权的皮诺切特任命自己为智利总统和大元帅。 他听到两种声音：天主教集团试图将智利拉进西班牙佛朗哥式的法西斯路线上来；而将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奉若圭皋的“芝加哥男孩”们要求进行一场以美国为蓝本的经济改革。

18岁就进入军队的皮诺切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人搞谋略、抓枪杆有一套，但是要让国家富起来、大家日子好起来，还得仰仗经济学家。

这一把，皮诺切特赌赢了

1975年，63岁的弗里德曼被邀请到智利，极力游说皮诺切特在智利搞“休克疗法”——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

这么做风险很大，本国企业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不过，强人皮诺切特决定赌一把。

于是，弗里德曼的弟子、一批所谓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如巴勃鲁·巴罗那(Pablo Baraona)、塞尔吉奥·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豪尔赫·考阿斯(Jorge Cauas)和豪尔赫·加百利·拉雷恩(Jorge Gabriel Larrain)等新自由主义支持者，陆续出任智利最重要的财政部长、土地部长和军事部长等重要职务，全面掌舵智利经济改革，推动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

他们希望将智利精英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寄望于通过实现大规模就业、增加政府收入和减税等方式，使更多智利人富裕起来。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一宝，智利似乎押中了。

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降到10%以下，就业率与人均收入皆有上升。 在80年代初整个拉美的债务危机冲击下，智利曾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军政府仍然坚持外向化的改革方向。

此后，智利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90年代，军政府的统治终结，智利却从未曾脱离“芝加哥男孩”规划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至2000年，智利被视为世界上经济和金融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2010年，智利被纳入具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成为拉美地区除墨西哥以外唯一的成员国。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后，智利经济依然持续保持稳健增长——其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保持在7%以下。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实现了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7年，人均收入这一数字已超过15000美元，远超其他拉美国家。

在拉美地区普遍陷于发展困境的大背景下，国土面积约7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不足1800万的智利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确实可以称之为“奇迹”。

此后，智利作为拉丁美洲的领跑者，被西方国家大加赞赏。

问题来了，智利如何做到的？

智利为何能够超越其他拉美国家？

第一，出口多样化战略拉动经济增长。

智利政府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依托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以铜矿石为主、兼顾农林渔业等多样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一方面，为了给铜矿等产业吸引足够的投资，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

举个例子，加强智利国有铜矿公司（CODELCO）作为政府财政主要来源的收益提取功能，尽量缩减在开采勘探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在优惠税收的激励下，非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和扩张力度，提高开发能力，盘活全局。

此外，走在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智利，作为“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颇得外国投资者的好感，即使在未来的资源开采谈判中提出更高的财税份额，也不大可能引起外资反弹。

另一方面，作为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智利早已把目光投向了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对铜矿石需求潜力强劲、与自身存在高度贸易互补性的亚太地区，自我定位为“亚太与拉美的纽带”。

智利是第一个与我国签署并更新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 截至2008年底，智利已与超过10个亚太国家签署了自贸协定。

第二，精英家族掌舵。

秉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精英家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蒂家族就是其中一个典例。

马蒂家族的CMPC纸业成立于1920年，是智利最大企业之一，主要生产纸纤维素、纸浆和各类纸产品。

上世纪70年代，埃里奥多若·马蒂(Eliodoro Matte)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MBA。 他接班后，CMPC继续扩张，马蒂家族拥有该公司55.3%的股份，并控制着30多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涉及能源、金融、森林、港口、卫生、矿业和电信等行业。 2012财年，CMPC的销售收入和资产价值分别达到47亿美元和140亿美元。

埃里奥多若、贝尔南多(Bernardo)和帕特里夏(Patricia)三兄妹身价均超过37亿美元，都是芝加哥大学引以为傲的企业家楷模。

埃里奥多若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智库智利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总裁，与推崇自由市场的斐尼斯特菜大学关系匪浅，还资助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智利保守主义智库；

贝尔南多掌管家族的金融企业，尤其擅长外贸和投资金融业；

帕特里夏顶着“智利最有权势女人”的头衔，曾先后在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府任职，成为连接企业家和独裁者的重要人物。

埃里奥多若虽然从未直接参政，但是其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他所资助的智库提出了智利政治议程中的多数议题，向重要经济部门推荐了多名部长。 就连现任总统皮涅拉也与马蒂家族素有往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蒂家族塑造着智利经济结构。

第三，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政局相对稳定。

自20世纪90年代实现民主化以来，即使左右翼政权发生更迭，政策分歧的烈度也不是那么大，拉美政坛传统的“左转”“右转”情况鲜有发生。 而且，在事关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上大家颇有共识，各派别立场逐渐趋同，加强了政府的可信度和政策的包容程度。

在“智利奇迹”“智利模式”等众多美誉的包裹下，新自由主义路线真的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吗？这个国家由此可以摆脱先天的“拉美病”吗？（注：“拉美病”一般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

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18年智利人均GDP已接近1.6万美元，同时经济增速也近4%，远超南美洲平均水平。

然而，人均GDP无法代表智利人的生活状况。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国际问题专家罗兰德·拜尼迪克塔(Roland Benedikter)和智利市场调查研究院研究员卡特亚·西普曼(Katja Siepmann)的描述，“从外部看，智利就像是南美洲的瑞士。 但从内部看，情形大不相同。 ”

首先，严重依赖资源出口拖累产业结构改革，给社会经济带来压力。

目前，智利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 资源出口可以在短期内获得高产值，以提高GDP和国民生活水平。 但与此同时，国家必然要承担这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的风险：

表面上，商品价格起伏会引起经济大幅波动，若遇上天灾人祸，极易引燃社会问题。 2010年，强烈地震使智利经济受到较大影响，随后几年，民众因对社会不满，频繁爆发游行示威活动。

在更深层次上，对出口收入的依赖性，使智利人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性——近半个世纪以来，智利的产业结构并未随着其经济发展而有所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对应相当的产业结构，无疑给自己的前途“埋雷”。

其次，由极少数的精英家族领衔的利益集团掌控着大多数人的命运，加剧贫富两极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给国家的未来增添不确定性。

拿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所购买的最贵商品——住房来说，智利的问题就很突出。

1976到2009年间，约315万个智利家庭购置住房，兼用住房贷款及补助的约为112万（占35.5%），使用住房补助（32.4万户）或抵押贷款（44.3万户）的家庭约占24.3%，只有40.2%的家庭（126.4万户）使用积蓄购买住房。

智利住房政策主要由住房和城市规划部（MINVU）负责，该机构既是住房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智利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和第二大抵押贷款银行，具体来说，主要做这4件事：

第一，向无力自建或购买住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打折的基础住房，向自建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金；

第二，向具有还款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发放住房补贴券，帮助其支付首付款；

第三，与私人部门合作，由后者建造小户型住房，然后卖给获得住房补贴的低收入家庭；

第四，按照市场利率向接受补贴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贷款或贷款担保，不过，由于违约率较高、欠款收不回来，遂放弃了这项业务。

1999年至2009年智利住房情况

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智利人住房赤字的问题， “危房”确实减少了，然而住房拥挤程度却大幅增加。 以2009年为例，94万户家庭与其他家庭住在一起，其中61.3%都是因为贫困所迫。

实际上，从此项政策中收益的绝大多数都是处于购房线边缘的中等收入及中下等收入人群，那些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老百姓由于够不着该政策的“门槛”，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建造和购买获得住房，只得自建“违章建筑”。

同时，开发商又从中嗅到了利益的气味，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位置偏远的房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的隐患——城市贫民聚居区增多。

2012年，智利家庭平均房贷水平达59%，老百姓对社会流动失去兴趣。

据相关调查，只有36%的选民认为可以通过稳定工作挣到足够买房的钱，31%的人认为能够以经营中小企业维持生计，17%的人相信减贫可以实现。

新自由主义不包治百病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精英的带领下，遵循新自由主义信条、一味追随芝加哥大学模式(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odel)的三个基本目标，即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为提高竞争力而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导致公共部门越来越让位于私有市场，引发民众不满，给原本就脆弱不稳的经济社会加大承重，比如：

智利公路已经私有化，所有智利人出行都要付费，智利南北长达四千多公里的纵深使公路收费成为一个巨大的谋利产业，2012年，行驶100公里需要付4至6.5美元；

由于私有化、解除管制等因素，政府的教育投入只占GDP的1.1%，低于乌拉圭的5%、阿根廷的4%、墨西哥的2.2%。 而且，虽然智利法律明文禁止以此谋利，但智利教育体制实际上已成为企业谋利的一棵茁壮“摇钱树”，主要靠学生为支付学费而进行的借贷谋利；

政府推动医疗行业私有化，导致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私人医院的先进设备，大多数老百姓只能继续仰仗不完善的公共医疗，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只有2.2个，低于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

此外，家族企业垄断造成一些必需品价格高昂，拜上文提到的马蒂家族领衔的CMPC纸业所赐，智利纸产品也十分昂贵，8卷卫生纸需要400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40元）以上。

可以说，智利经济发展看起来超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一旦具体到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就暴露出了大问题——不仅加重了多数人的生活负担，而且进一步加强了阶层固化、破坏了社会流动性。

于是，60%所谓“中产”中，多半只是能维持收支平衡；20%的穷人在贫困中渐渐绝望……

这如何不让老百姓愤怒？

2011年，智利发生了9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矛盾起源于圣地亚哥大学学生抗议学费上涨、要求结构改革和加强对教育部门谋利行为监管的示威活动。 很快，采矿工人、妇女群体和本地环保组织等民众加入，超过1/3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

这次游行中的口号直指智利痼疾——“智利有增长而无发展”。

后来，游行示威的声音逐渐减弱，但是，智利消费服务局报告道出了真相：人们的不满情绪非但没有缓解，反倒有所增强，只不过表达方式由街头抗议转变为走制度程序。 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金融部门收到的对银行的正式投诉增加了139%。

2017年，智利的基尼系数是0.50。 今年3月，OECD统计显示，智利的收入在组织内不平等程度排名第二，仅次于墨西哥；最富有的10%人群平均收入比最贫穷的10%高出19倍，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平均为9.3倍。

说到这里，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智利并没有摆脱“拉美病”的痼疾，只是曾经凭借内外合力延迟了病灶发作。

下一篇：航天纪念钞最新价格表（空间站纪念币确定发行）
上一篇：葛均波的号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