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 是那些反对者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在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大功告成之际，有人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权威人士的回答令人心潮澎湃。 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 三峡工程总工程师张超然：“这些反对意见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也是十分有益的，它们让我们的施工更注重科学论证、更加完善。 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兼听则明，三峡工程在建设中充分考虑了他们的许多意见。 ”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说：“过去反对建三峡的人有很多不了解三峡的情况，现在三峡建起来了，效益显现出来了，他们当然就不反对了，所以现在反对的声音少了，但是我要感谢曾经反对过三峡的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反对，使我们在设计和施工建设当中解决了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才有今天圆满的结果。 ” 水利水电“泰斗”潘家铮院士的赞扬是实事求是的，蒲海清、张超然两位领导的赞语是有根有据的。 从三峡工程首席“反对者”李锐先生著的《论三峡工程——关于长江开发的不同声音》、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在18年前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水利部在12年前编辑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等文献资料看，所谓“反对”意见其实是“缓建论”和“慎建论”，而不是抵制论，“反对者”提出的关于工程效益、环境、移民、文物古迹保护、防洪、地震、战争、投资、运行管理等九个方面的意见都是有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依据，是水利水电部门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合理施工、避免工程灾难、提高经济效益的“金玉良言”。 假如不采纳“反对”意见，在技术、经济条件不成熟的1980年代以前“大干快上”三峡工程，“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行开工，不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地质灾难，而且会导致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流域经济、库区人民生活等方面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论证不充分不周详的情况下动工，走“边设计、边施工、边运行”的老路，长江三峡工程势必如“反对者”所预见，成为“第二个黄河三门峡”，水利酿成“水害”，后患无穷。 由此看来，“反对者”应得的“合理化建议奖”是可以计算的，奖金“基数”应包括提高效益收入、节省投资额、工程灾害治理费、错误决策“学费”(可能造成损失浪费的资金)，以及超大型工程“连锁反应”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等，其总额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给著名的“反对者”们每人塑一尊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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