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的人物生平

董时进于1900年旧历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 董时进的父亲董世绪、母亲熊氏，历经艰辛，勤劳致富，在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市）买田置房。 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吃过不少“哑巴亏”。 于是发愤，决心使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要上大学。 后来，他们的儿子董时进、董时恒、董时光公费留学美国，董时敏毕业于北平朝阳法学院。

董时进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到重庆上学，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毕业后弃工学农，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而且爱好体育。 192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 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施革玛赛学会荣誉会员，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

1925年回国后，他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1929年他和竺可桢、翁文灏共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1934年任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为“国际农业协会”接纳；又创办“现代农民社”，自筹经费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在全国公开发行。 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 饲养奶牛，他亲身参加剪枝、嫁接等劳动。 1945年举家赴上海。 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 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

1950年，董时进迁美国定居，入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 退休后，笔耕不辍，著述甚多；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团、大学演讲不下300次，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奔走于海峡两岸，终因患肠癌，于1984年4月16日辞世，享年84岁。

董时进的第一位妻子是垫江县农村的胡姓女子，新婚不久，董时进即去北平求学，妻子在家孝敬公婆，善待小叔，十分贤惠，惜几年后病逝，1925年董时进回乡的第二天，即具办香蜡纸烛到妻子墓前祭扫，深表歉疚和哀悼之情。 1926年，董到北平后，娶了一位朱姓女子为妻，她是前“贤人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外侄女。 朱比董长两岁，擅长西画、国画，生有二男二女，均已学有成就。

董时进是四兄弟中的大哥，他的二弟董时敏，大学毕业后曾著书立说，谢绝了垫江县税务局局长这样的肥缺，隐居乡里，以读书、吹拉弹唱自娱，愤世嫉俗，1949年逝世时只有40多岁；三弟董时恒，终身执教于大学，带研究生，研究体育史，著述译著多种，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体育史》条目副主编。 四弟董时光，20世纪50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1957年因反对官僚主义，以诤言招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 人们称他是一位爱国和崇尚民主、科学的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董时进善于学习，敏于思考，无论学文学武，学工学农，一定是学有成绩，做有成就。 他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之兴盛，必须以农立国，科教兴农。 他以兴农为已任，终身不渝，即使在美国定居的34年，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农业的振兴。

董时进志趣在农，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说。 多是言必称“农”。 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 董时进真可谓一生务“农”了。

当年董时进自办的大新农场，置地75亩，种植梨、桃、苹果、柑桔和大量的柠檬，共有果树2900多株，年产水果1.4万多斤，所产之柠檬不仅在省内销售，还销至上海等地；农场还饲养奶牛、猪、鸡、鸭等畜禽。 他还经常下地从事农业技术方面的劳动。

《现代农民》月刊，是董时进1938年在成都创办的，1939年迁重庆米花街，在日本飞机大轰炸中，三次迁址，三次被炸，毁稿毁版，董时进决不屈服，另寻地址坚持出版。 1945年4月26日，他在城内编辑部看完稿件后，乘公共汽车返回磁器口途中翻车，折断三根肋骨，痊愈后值盛暑，着短衣短裤，夹把雨伞往来于城乡之间，既办农场又办月刊，不理解的人称他是“书呆子”、“真有一股傻劲”。

《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宣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 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 1939年连续刊登了《四川的柑桔事业》、《柚子的希望》、《梁山柚子》、《柑桔天牛》、《广西沙田柚》、《巴县桔子》等文章，对四川如何发展柑桔业，作了系统的介绍；他还在月刊上发表了文章《牛乳与中华民族》、《建国的第一步———发展乳牛业》，强调“建立新中国，必须发展乳牛业”，他主张，多喝牛奶，有利于增强国民的体质和智力。 还广泛介绍了西瓜栽培、白木耳培养，怎样种红甘蔗、核桃树，以及养猪、牛、羊、鱼等科学技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对发展四川农业、林业、畜牧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 他主张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他是最早提出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的学者之一。

董时进定居美国后，以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了《两户人家》、《阿宝救牛记》两本小说。 《两户人家》是写垫江董家的家史，同住一个院落的两户近亲，人多势众的一户总是欺负孤儿寡妇的一家，孤儿寡妇挣扎图存，后来兵燹匪患接踵而至，新旧思想冲突，婚姻纠纷无法调解，事连四代，史跨百年，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曰：“如果说《红楼梦》是描述古代官场家庭及封建社会，《水浒传》是描述绿林豪杰，《两户人家》乃是近代社会及普通人家的撮影。 ”《阿宝救牛记》则是写江南农村牧童阿宝与所牧之牛产生了深厚感情，忽闻牛主要将牛卖给杀牛房，阿宝于心不忍，于情难舍，乃以两个鸡蛋起家，艰苦奋斗，终于赚了大洋20元，买了那头牛。 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这是一篇可歌可泣的贫儿奋斗史”，这本书已被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人人文库”。 董时进青年时即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凡有称孙中山先生为“孙大炮”者，必与之激烈争辩，致面红耳赤，不折服对方，决不罢休。 1919年，他在京师大学农学院求学时参加“五四运动”，于6月3日游行时，被北洋军阀拘捕，当时被拘捕的学生约800余人，囚禁于北平大学法科，七天后被释放回校。

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时，董时进加入并任民盟中委，后又退出。

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董时进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在重庆成立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该党成员中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 该党于1948年5月三中全会修订的政纲主要有以下四项：一、建立民主政治；二、促进经济发展；三、合理分配财富；四、消除一切战争。 1946年，国民党当局强行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党、青年党都投靠国民党，参加了不得民心的“国大”，农民党却拒绝参加，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之后他办的《现代农民》月刊屡遭当局的压制，他又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利，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同年，董时进公开著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

1949年1月，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4月，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 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 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指出“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地主富农利益，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该组织中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于6月25日在北平发表了《中国农民党停止党务活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宣言》，宣称：“本党中常会议决，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 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 ”

董时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以农民的喉舌自居，也曾揭露、抨击过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如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还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他写道：“国民党喊总裁万岁，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他还质问：“林（林森）主席和蒋委员长谁大？”指责当时各单位只挂蒋介石像，不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

他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好。 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贪污成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同时，又批评共产党“崇拜偶像”。 他反对内战，天真地主张请马歇尔做公证人，国共两党都裁去军队，中国只保留警察，没有军队，内战就打不起来了。 美国人也认为此议行不通，魏德迈曾写信给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劝他“跟蒋先生走”，自有“出路”。 但他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理解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 董时进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并不切合实际，但他是学者议政，是探索中的误差。

1949年12月，董时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 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随后派人找董时进谈话，提出批评，制止他这种违反《共同纲领》的行动。 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 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1950年4月，董时进去香港，旋去美国。 董时进晚年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活动，提出主张，奔走于海峡两岸，访问政要。 他认为中国应当和平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应给台湾以高度自治；他反对美国售武器予台湾，指责这是破坏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他对邓小平先生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极为赞赏，并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董时进后来虽为美国公民，但他魂牵梦萦的还是他的故国、故乡，在中国大陆上还有他的二弟媳、三弟两户人家，加上曾和他一起出川求学的堂兄董时厚教授（西南农学院系主任、名教授，1975年4月病逝）一家，老人家的晚辈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大陆，还有他众多的同事、朋友。 乡情、亲情、友情都催促他回中国看看，于是他以垂暮之年，在1979年、1981年、1983年作了三次中国之行。

1979年6月，董时进到北京，由他的胞弟董时恒教授陪同，游览了故宫、长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旧友陆定一先生；好友故旧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华侨大厦探望，畅述旧谊往事，然后飞往重庆，参观了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校址，游览了北温泉、缙云山；并访问了原井口大新农场，看望了当年农场的工人董可青。 他看见庭院依旧，果树葱笼，甚感欣慰。 他在重庆拜望了戴永福、熊正伦等老友。 还去西南农学院看望他的学生侯光炯教授，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 他原计划回垫江老家，但因当时垫江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他不无遗憾地返回了美国。

1981年，垫江县已经开放，董时进激情满怀，作第二次中国之行，先飞成都探亲访友，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游览了武侯祠、都江堰等名胜古迹，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先生、省民盟负责人潘大逵教授，原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教授，以及陈志潜、魏时珍、任筱庄等老友。 在回垫江县的途中，老人家指点山水，谈笑风生，重申他兴修水利，放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之主张；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车登临，作实地考察，看水槽里有没有水，通不通水。

1983年5月，董时进作为顾问，随翁绍裘先生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代表团”集体回国观光，先飞成都，继来重庆，参观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他说，若无周氏之斡旋，中国不知道还要乱成个什么样子。

董时进回美国后，以《大陆之行》、《重返大陆》、《再去大陆》为题，撰文在《美洲华侨日报》上长篇连续发表，如实反映了中国城乡尤其是故乡垫江县的真实情况，诚心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批评台湾当局拒不接触、谈判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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