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为什么是三国唯一的最强天师
张鲁为什么是三国唯一的最强天师（转）
一、称雄巴汉
“五斗米道”教主，基本是一般人对张鲁的认知，是与在东方的太平道领袖张角齐名的人物，所以官方称他们为米贼、米巫等。 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正式称呼应为“天师道”或“正一道”：
《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卒）鬼兵胡九口口，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 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 ”“天师道”、“正一”等字眼应是张陵（张鲁祖父）创派后所沿用，故见于此碑。 日后道教典籍也这样称呼，比方《云笈七签》卷六称张道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黄老思想在巴蜀本已有根基，像修黄老的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好黄老的益州人还有翟酺、折像等人，加上皇帝也信道（见《后汉书．襄楷传》），这是群众接受的基础；东汉中期政治渐坏，天灾、疫疾遂给其以治病为名传教的好机会：“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 ”（见《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注1）当地少数民族好鬼巫，自然容易被吸纳为教徒（注2）。
鱼豢详细记录其治病方法：“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 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 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 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 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
据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所引的《正一炁治图》，当中所列的二十四治，包括阳平治、鹿堂治、鹤呜山治（张陵修道处）、浕口治等，遍及益州各地，其中还有在司隶的北邙治，可作参考。
《经典释文序录》称《想尔注》二卷。 不详何人，一云张鲁，一云刘表。 以荆州的儒家学风来说，张鲁的可能性确实较大；饶宗颐先生根据敦煌天宝十载写本卷末记有“道经卅七章”、“系师定”等字句，在《老子想尔注校笺》也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 ”
书中内容为围绕著对“道”的信仰，排斥他教，神化老子，冀人信行真道，奉守道诫，结合积善及积精达致仙寿天福。 治国者也需师道教化民众，才能获得太平符端。 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天师教教徒冀服食丹药成仙。
《后汉书》卷38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 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 ”诚行谶纬的东汉，借助宗教或神迹起事，为数不少；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向曹操投降，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左右；刘宏在中平五年改州刺史为州牧，同年刘焉入蜀，故刘璋在建安十九年才说他们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故张鲁政权如仅存在二十多年（从刘璋时据汉中开始计算），陈寿不应称三十年。 陈寿这句是否错误，关键在于天师道在巴地的势力。 虽然中平元年张修起义于巴郡，寇郡县后就没有下文，但不代表没有植根于当地：
“鲁部曲多在巴西”（见《三国志．刘璋传》），所言非虚，张鲁的臣子除其弟张卫外，大多来自源巴地，不但有巴西阎圃、王平，还有三夷王杜濩、朴胡和袁约，板楯蛮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杨车巴李黑等。 李休则来自南阳，杨昂、杨帛、杨任和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的籍贯则不可考。
因为在巴郡境内，“俗性剽勇”的板楯蛮早已成为天师道的信徒，“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见《晋书．李特载记》）。 辖境应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汉中志》分析：“杜濩名最大，所居在垫江界，今广安与渠县界间之賨王城是也（杜为垫江大姓）。 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是也。 朴胡名虽次于杜濩，居地与汉中最近，故其后张鲁奔就之。 且使胡先试降于操，得许封号后，乃送鲁出。 范目所率以助汉王定三秦之七姓，即有朴氏……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故近年农民于开县耕地中得汉賨邑侯金印（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重募射白虎的賨人、《南齐书．蛮传》中“虎皮衣楯，便弩射”一句，推论出他们善射，这正正是天师道争雄的资本。
中平五年六月凉州（注3）马相聚众绵竹，自号黄巾，破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更连下蜀郡、犍为，又别破巴郡、杀太守赵部，十一月板楯蛮复叛。 “巴郡黄巾贼”（见《后汉书．南蛮传》）更像是天师道，而不是马相这群流民，所以板楯蛮才响应，但很快被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马相则被益州从事贾龙讨斩。
《巴郡太守樊敏碑》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 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 ”（见《隶释》卷十一）“牧伯刘公”四个字，说明是刘焉入蜀后的事，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更认为樊敏是刘焉所表任。
“米巫凶虐”指的恐怕是中平五年巴郡曾一度失守这事，叛乱虽平息，但张鲁、张修根本没死，从日后能击杀汉中太守并占其地，可知仍保有一定实力。 （青羌即青衣羌、叟，但分不清他们是因马相，还是天师道才参与叛乱）
张修未必如裴松之的怀疑实乃张衡，因为范晔也记张修在中平元年七月反，时人把同年反的妖道并列，并无不妥，故理据较薄很难成立。 张修在《典略》与张角并列，又说明其在汉中的独立性，大概同是天师道的头目，但张鲁怎样也是教主，故只能听命：张鲁遣其党张修攻汉中太守苏固（见《华阳国志．汉中志》）。
刘焉是一个有能力的群雄，移治绵竹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等一系列举动，一举数得：
一、益州豪强势力挺大，他既不走刘表与豪强合作之路，只能打击，把州治移至刚被攻占的绵竹，远离他们，然后诛杀王成等十余人立威。 贾龙联合犍为太守任岐反攻，但不敌被杀（赵韪之乱，更是后话）；
二、对比以前益州治下的“赋敛烦扰”、“贪残放滥，取受狼籍”，“行宽惠”有助拉拢民心，更容易吸纳叛民成为自己的兵力。 南阳、三辅的流民数万家，就这样变成党羽，号“东州兵”。 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第十二章第四节更猜测：“绵竹是益州黄巾发难的地方，义军的社会基础无疑比较雄厚。 刘焉之所以要‘徙治绵竹’，显然是为了要加强对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也在于摆脱州中权豪的控制”；
三、张鲁自然是他拉拢的对象，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 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
张鲁的“督义司马”和樊敏的“助义都尉”一样，皆是刘焉独创。 刘焉还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拟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张鲁和张修的大概也是二千石。
四、“阴图异计”是刘焉的最终目的，假设招揽天师道后，让他们占领巴、汉，便有借口对外声称来往朝廷之路被断绝，因为确实“数害汉使”，“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实则割据益州。
对张鲁来说，被招安后虽然行动有所掣肘，但名义上是朝廷命官的府属，只要不与刘焉反脸，停战让其教区维持下去，也无不可，故双方一拍即合。 张鲁母及弟则留下，权充人质。
汉中太守苏固有门下掾陈调，其人“素游侠、学兵法”，但苏固就是不用他的守悍御寇之术。 当张鲁与张修攻至，逾墙走投赵嵩，求隐避处不果，苏固被杀。 陈调率宾客百余人反攻张修，慷慨就义。 张鲁遂占汉中。 关于出兵时间，陈寿和范晔皆没明确年份，常璩在《刘二牧志》放在初平二年之前、《汉中志》则记初平中，也就是初平元年左右发兵。
张鲁在初平二年左右占领汉中后，不知道甚么原因就杀了张修，“因其民行修业，遂增饰之”，鱼豢或许点明原因，就是教主眼见张修势力渐长，有威胁他地位的危险，故只能尽早除掉。 关于张修死年，《典略》记在“及鲁在汉中”之前，因此卿希泰认为是误记，或逃亡之意。 《资治通鉴》放在建安五年是错误的，因为这事发生在刘焉死（兴平元年）前。
从刘焉联合马腾谋袭长安时，还能使校尉孙肇将兵参战，可知汉中在刘焉生前仍是通行无阻，这情况直至刘璋继立后才彻底改变。
刘璋被赵韪等拥立不是他的英明，而是他的所谓温仁，实际上懦弱少断才最贴切。 张鲁此时不摆脱刘益州，更待何时？这就是“稍骄恣，不承顺”，且得杜濩等三巴夷王响应。 刘璋遂杀人质，双方从此成为仇敌。 刘璋遣与他有旧的和德中郎将庞羲、李思进讨，但反数为所破。 面对巴人日叛的情况下，兴平二年，刘璋只好让庞羲为巴郡（注4）太守，屯阆中御敌。 他为加强防御力，故“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刘璋另遣杨怀、高沛守关头（大多认为是白水关）御张鲁。
朝廷面对无法消灭的现实下，让其为镇民中郎将（常璩则记镇夷）、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 后又有民献上出土的玉印，群下欲尊张鲁为汉宁王时，功曹阎圃劝谏：“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 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 愿且不称，勿为祸先。 ”确实，张鲁暂时守有余，但无力争天下，且早已有米贼之称，无必要做出头鸟称王，好留一条后路予己，故张鲁同意。
因此，汉中有甘露降时，李休（李胜之父）见张鲁拥兵数万，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气久衰，黄家当兴（东汉为火德，五德终始之说下将被土德所代），欲让张鲁举号，但不为所听。
关于西城、上庸、房陵，本汉中三县，《华阳国志．汉中志》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 ”当地汉蛮错居，崇山环抱、四塞险固，可经沔水、堵水、筑水到达襄阳，秦汉时为罪犯流放之地。 益、荆交界的房陵离蒯族所在的中庐最近，蒋琬曾想以船载兵顺流攻魏兴（西城）、上庸，众议还路甚难非长远之策，这才作罢。
申耽、申仪兄弟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往来，是割地自保的豪强。 张鲁降后曹操析郡，另加其为将军、上庸都尉，这是控制力不足下的怀柔措施。
三县实际上已如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所说：“已与益州主要部份脱离，不得不各自为政……其中东端的房陵长久以来即受荆州襄阳的羁縻，也是势所必然。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胡三省谓：“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 ”曹操得汉中后，确实没有文献记录显示分置房陵郡；
查《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条，当中并没有提及有大姓蒯氏；再鉴于刘表不但以蒯越为章陵太守，还趁交州刺史、苍梧太守身故而自己私署，染指五岭外的交州。 刘表有可能无视无主之地、在襄阳西北的险要（北面为武当山）、有战略价值（不攻永安也能到达益州）的房陵吗？对刘表来说近乎垂手可得的，所以让蒯祺任房陵太守，后蒯祺随蒯氏一同降曹，仍为曹操所留任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注1．李贤原文仅为“刘艾纪”，但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汉灵、献二帝纪》才是全名，共六卷。
2．天师升玄都。 米民山獠，遂因妄传……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师，后生邪浊复立米民。 世人厌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 又涂炭斋者，事起张鲁。 氏夷难化故制斯法乃驴辗泥中，黄卤泥面，擿头悬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边陲不施华夏。 《弘明集》卷八引《辨惑论》
僚人分布于四川、陕南，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附带一提，“刘璋教曰：夫灵仙养命。 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鲁闻之愤耻。 ”这句也是出自释玄光，不明白张澍为甚么把此书收进《诸葛亮集》，还声称出自《艺文类聚》？
3．《三国志．刘焉传》、《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记马相是凉州人，但《后汉书．刘焉传》、《资治通鉴》则书益州贼。 陈寿、常璩皆是蜀人，成书时间也比范晔早，故采纳凉州说。
4．建安六年，也就是赵韪举兵反刘璋后，安汉（郡治）、阆中等数县的巴郡才改名作巴西郡，因此庞羲任的郡应如常璩所记为是。 范晔那句“因袭取之”疑有误，因为陈寿、常璩皆没提及攻下巴郡。
巴地在兴平二年（任乃强先生解释：“初平六年是因为盖蜀乱道闭，颂朔不至，蜀人犹奉初平年号。 六年，即兴平二年也”）、建安六年等的分郡情况及原因，可详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及李晓杰先生的《东汉政区地理》第九章。
《汉中志》记刘璋杀张鲁母于建安五年，后才兴兵，但《刘二牧志》记双方交战于赵韪反（建安五年）前。 既然《巴志》记庞羲任太守乃初平六年，故从《刘二牧志》的时间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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