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文峻法

本文摘自陈世和著作《中国变法历史风云录》，作者授权读史网络首发李悝变法的良苦用心，在于立法明威，事断于法。 虽然李悝变法产生的《法经》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刑事法典。 但以刑代法，使公法遮蔽私法，刑法覆盖民法，公权网罗私权，千百年来，相演成风，即法即刑，诸法合体，流布广远，渗入华夏，影响后世。 冷然回眸，溯及李悝，举此喻世，古事今情，检点形迹，安能不身后负谤？一部中国法制史，最为精彩的部分当是中国的变法史。 写李悝变法，就是在写中国变法史的开篇，因为，中国的变法以制定成文法为标志，肇始于李悝的刑事法典——《法经》。 历史上因循守旧的君王、大臣比比皆是，其默默无闻的主要因素，便是在守旧保守的历史链条上鲜有作为。 人们很难回忆起恪守祖宗之法的孝顺君王和保守大臣的一成不变。 本来，先秦各国忙于征战，混沌的战争状况带来无序的法，无序的法等于无法，无法的国度人们却也相当的自由，以至战乱兵祸时“盗贼”四起……李悝从捕囚“盗贼”入手，制定的《法经》六篇为中国成文法之开端，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切片。 以此为据，刑即法，刑即律，刑律无处不在。 “不要说触犯统治者的利益会招罪，甚至在统治者看不顺眼时，也会稀里糊涂地致罪”。 李悝之前及“战国前的那一点点自由，成了中国人怎么也回忆不起的历史。 仿佛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就是如此没有自由的。 ”无论如何，说中国变法的历史，不得不说李悝。 李悝变法的成就在魏国，那时，魏国的日子不好过。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所得的领土“三河”之地，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六畜兴旺，应为中原最为富庶的地方。 然而，让魏国宗主魏斯头痛的是，魏国所辖的“三河”地区，其中“河东”在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在今河南黄河以北；“河南”在今河南黄河以南。 这些地区并未能连成一个管辖的整体，分处于各国之间，犬牙交错。 而西面近邻秦国，又对魏国富庶的“三河”地区虎视眈眈，对“三河”粮仓，垂涎欲滴。 双方开战后，魏国因国土面积无战略纵深，因此，在军事上稍有不慎，便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魏王斯对此焦头烂额。 可是，魏国的宿敌秦国也不能高枕无忧，对于人才济济的魏国，秦国也并非胜算在握……公元前425年，一天，一支秦国的军队逼近魏国的辖地——上郡。 谁知，对方早有防备，偷袭不成，秦军便采取强攻。 很快秦军发现魏国守军的弓箭非比寻常，又长又尖的箭矢如箭雨般倾泻狂扫，大队的秦军瞬间倒地一片，一时，秦军兵败如山倒，慌忙败退。 此时，魏军阵列中升起猎猎的战旗，斗大的“李”字赫然醒目，战阵中跃马而出的统帅——李悝闪亮登场了。 原来，作为上郡太守的李悝，上任后勤勉尽职，他一方面奖励农桑，大抓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却强化军队将士的射箭技术。 李悝为了提高将士的射术，竟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定官司，“中之者胜，不中之者负。 ”以此激励上郡将士苦练箭术。 由此，神射手之多数不胜数。 那偷袭上郡的秦军不明就里，不知彼知已，强攻上郡，焉能不吃大亏！李悝镇守上郡战功卓著，从此声名鹊起。 魏王拜李悝为相。 李悝走马上任，他以一已之力，扶住了魏国在开国之后立足未稳的摇摆，他把魏国推进金牛古道，走所谓富国强兵、以律治民的路径。 李悝的到来，在魏国僵固的传统意识中锲入一根变法的楔子，使魏国禁锢守成的传统被剧烈的变力强行撕开。 他让魏王明白，这千古膏膄之地，无须围城防守。 天地有道，在于农耕。 只有粮足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御敌，五谷丰登、依律治国可以消解一成不变的官僚治理及虚假的人君之表。 李悝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通过变法的长久之计，可以破除没有战略纵深的恐惧。 李悝的变法从农业入手。 李悝的观察极为细致，他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因“三河”地区多属平原，除去村落、山丘外，应有六百万亩可耕之地。 “如果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 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 ……一百八十万石可供十万人一年的口粮。 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 ”于是，李悝开始制订“尽地力之教”的三策：其一、引导农民同时播种多样的农作物，避免单一的品种遭遇天灾而没有其他作物予以弥补；其二、命令各级官吏巡视监督，务使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防灾防盗；其三、要求农民扩大副业，蔬菜瓜果一应俱全。 李悝的农业改革，即农业之法令一旦下达，他便命各级官员积极督促施行，不得懈怠。 在今天看来，上述农业改革的法令乃小菜一碟。 但在战国时期，各国征战正酣，各路诸侯为了延揽人才，正忙于分土许爵。 因而，无暇顾及土地之上的农人。 本来，农人耕种收割，自耕自作，自古有之，何须官员劳神？然李悝的介入，为国家事无巨细地管理百姓，开启了政治无孔不入的先例。 从茹毛饮血时代一路走来的人们，从狩猎到农耕，如无国王，丰收时可以载歌载舞，其乐自得；灾旱时，邻里乡亲还可以互助救济。 但国王、诸侯的出现，他们跑马占地，把国窃为己有。 于是，在这块土地上祖祖辈辈生成的农人就糊里糊涂地成为魏氏、赵氏、秦氏的臣民。 君臣一体，便孕育出“多磕头、少说话”的国民性格。 李悝颁布的农业法令，连农人住宅、田基的边角都要求种植桑、果、瓜、菜。 李悝法令如此“面面俱到”，让大小官员们尝到权力无边的滋味，更不用说一国之君的魏王，在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快感的同时，别提有多惬意！于是，农人们在获得官员的督促与指导的所谓“帮助”后，他们离自己祖辈的自由就越来越远了。 国王的信息与法令是那样的强烈，使小民们在专制的阳光暴晒下，头晕脑胀，把思考防线拱手相让于君王。 从此，君王的统治天经地义。 君王收农人们的税，征农人们的儿子为战士，美其名曰：保卫国家。 实际上，与其说是保卫国家与农人的田土，不如说保卫君王的宫殿。 因为，任何一位入侵者，除了因征战因素暂时破坏外，他们为何要毁坏农人们的庄稼破坏农人们的家园呢？这些农人不都是入侵者的臣民吗？庄稼中的收成不都是入侵者的税收吗？可见，入侵者与先入者的统治，都是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利益。 其实，国家也好，江山也罢，你打不打，它就在那里，原本就是老百姓的，只不过，江山被“打”下来了，就变成私有的了。 至于姓魏还是姓秦，与老百姓无关。 可国王和他的御用文人偏偏要说有关，因此，收税征兵，理直气壮地成了统治者的私权或称为国家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强力行使，用君王的御笔朱批，成为刀锯鼎镬的法之利器。 史书记载李悝变法在农业上的成果颇丰，但语焉不详，只说五谷丰收。 据此可以合理地推测，魏国在相国李悝变法治理下税收丰厚。 不过，魏国的国王可能也太抠门了，既然粮食丰收，税收颇丰，为何不让利于民呢？而要发生“盗贼四起”？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在丰收年起盗心，应是国王的心太黑，收税太多的缘故吧。 是否有“盗贼”？是否有真正的“盗贼”并不重要，专制的统治者需要有假想敌。 李悝胸有成竹，他缓缓推出的是自己编撰的《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也是第一部杂糅实体（盗篇、贼篇）与程序（捕篇、囚篇）的刑事法典。 李悝制订的这部《法经》六篇，从打击“盗贼”入手，强调对社会治安的重视以及对国家统治的维护。 李悝《法经》首开中国法制史上成文法之的先河，沈家本在《刑法考》中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沈氏认为，李悝《法经》六篇集各国刑法之大成，而为一家之言，实为秦法之根源。 梁启超的评价较之沈氏详细，梁氏评论说：“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之人物，则李悝其首屈一指矣。 ”梁氏认为，李悝在我国法制史上的位置，其关系之最大者有二：一曰之后以成文法之基础，我国现行之律，继受明律，明律继受宋律，宋受唐律，唐律继受魏晋律，魏晋律继受汉律，汉律继受秦律，而秦律即李悝之原文也。 然则二千年间之法律，无不以李悝所制定者为蓝本。 不过因缘时代之需要，而有所损益云尔。 《法经》六篇虽亡，实则展转间接，散存于今之《大清律例》者，尚不知凡几。 但熟为原文不可识别耳。 故后世一切法典之对于《法经》，非徒母子血统的关系，而实一体化身的关系也。 二曰集前此成文法惯习法之大成。 悝之《法经》，既撰次诸国法而成。 然则前所列举之七种法，与夫不见于传记之他种成文法，乃至各国未著竹帛之惯习法，当莫不为《法经》所网罗。 盖《法经》者，集局部法以为一般法者也。 我国法律之统一，自《法经》始，我国之有《法经》，犹法兰西之有《拿破仑法典》。 故诸国法今虽无一遗存，然以其为法经之渊源，则东鳞西爪，藉《法经》之介绍，间接以散见于现行法律中者，殆非绝无矣。 梁启超对李悝《法经》评价之高，可能也与他自己倾心维新变法的大业有关。 观览青史，历代变法者，无论体制内抑或体制外，在法制问题上，起码在形式上亦有一脉相承的感同身受，对于梁氏而言，道义感与同情心俱在。 于李悝而言，即令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阙如，也能给后世预留一个想象的空间。 李悝其人，生于公元前455年，卒于公元前395年。 他于公元前407年制定了魏国《法经》。 《法经》已经失传，但因以后商鞅入秦变法，在秦国以李悝《法经》为范本，改法为律，将李悝《法经》六篇移植为《秦律》六篇，故《秦律》视为李悝《法经》原本，从中可窥知《法经》六篇的内容。 李悝《法经》共有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见《唐律疏义·进律疏表》）所谓盗，窃人货物，取非其物者，谓之盗。 所谓贼，无变斩击，杀人害良者，谓之贼。 所谓囚、捕，即劾捕，网囚。 用现代语概括之即逮捕羁押也。 所谓具杂，是将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轻微违法者予以重处的规定。 所谓具，则具其加减矣。 对于《法经》的内容，还可从后世的学者论述中有些许的了解。 西汉桓谭在《新论》中说：“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 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 杀二人及其母氏。 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 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 其杂律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耳或（割左耳）；夫有二妻则诛。 妻有外夫则宫。 曰淫禁。 盗符者诛，籍其家。 盗玺者诛。 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 越城一人则诛。 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 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笞不止则特笞，不止而更立，曰嬉禁。 群相居一日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 丞相受金，左右伏诛。 犀首以下受金则诛。 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 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 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 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武侯以下守为法矣。 ”由此看，《法经》、《秦律》之严酷，对于一些轻微违法者的处置如此之重，堪称严刑峻法。 《法经》的历史意义与立法的特色，见诸文字的不多，在传统有限的评论文章中，受所谓“阶级”观点之限，对李悝的评述无非是指《法经》的锋芒所向，重点打击的是“盗贼”，而这些所谓的“盗 贼”，大抵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 我对这种看上去有些过时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却有新的解读。 我认为，魏王、李悝打击的重点在“盗贼”，李悝将“盗贼”列为中国第一部成文法的首位，影响后世，使以后的朝代大多效法。 实际上，仔细琢磨，所谓“盗贼”，就是反抗者，真正的小偷怎能让统治者看上眼？甚至被抬高到位列刑法第一篇的首位！在《法经》与《秦律》中，所谓的盗贼，原来是盗玉玺者，议论国家大事的人。 “盗玺者诛。 议国法令者诛。 ”可见，刑法打击的重点仍然是对统治者最看重的国家权力的标志——玺，怪不得“文革”造反派要去夺公章！在这里，李悝打击的重点除诛杀盗窃玉玺者（实际是泛指谋反者）外，另一重点便是“议国法令者诛”。 这种“议论”，与“盗贼”有何相关？但国家已经是魏王所有，法令既出，这是国王的王事也是私事，岂能让小民议论？小民议论国事，就是逾越自己的思想必须被禁锢的边界，去偷窃国家的“思想”，在统治者看来，小民们甚至知识分子们议论国王的法令，言论的自由与言语的不恭比“盗贼”还要可怕，因而必杀之！这就是国王将国窃去，特别害怕真正的主人——老百姓议论，故采取严刑峻法对付。 专制者的这一招还真的见效，农人们因生活与生产方式较为固定，比之游牧民族、渔业民族的动态性生产方式静态得多，为了“老婆孩子热坑头”与“三分自留地”，农耕民族历来顺受，温顺可欺。 这样，历代的专制者便大行李悝之道，特别是商鞅将李悝之法推向极致后，后世的专制者便承袭有术，甚至很多朝代，都以捕囚“盗贼”为名，将之作为维系专制国家的刑律之部首，扩大打击老百姓的不满，这种传承代代相因，李悝、商鞅之法沿袭下来，即使改朝换代，由秦变为刘汉，再由曹魏改由司马，至隋杨、李唐、赵宋、朱明乃至爱新觉罗氏，都将对“国家”统治有所威胁的人称为“贼”，如“闯贼”、“洪贼”等等，反映在刑律上即与李悝《法经》“盗玺者诛。 议国法令者诛”相同。 各朝各代的刑律大多都将这些所谓的“贼”列为刑罚惩处的首要目标，对其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当代的刑律虽然更换名词，将“贼”作狭义定义，但对“大贼”即危害统治的反抗者仍保持高度的警惕，将此类所谓危害或威胁甚至可能威胁统治的行为，直接载入刑法分则，并列为首章，予以重点打击。 当然已经改变政权形式的民主国家，并不害怕谁“窃”走国家。 如《德国刑法典》就改变这一编写顺序，它将侵略的战争罪行，违反宪政的罪名编入刑法分则的首章，而将危害国家统治的罪名列为刑法分则的第二章：《法国刑法典》的民主化倾向更是一步到位，它让反人类罪、侵犯人身罪位列刑法分则之首，而危害国家利益罪则排名靠后。 诚然，现代刑法的立法技术与法律术语的丰富多变，也为借鉴李悝、商鞅等先秦法家思想提供了方便和条件，如在罪名的定义上，便将古代之“贼”即反抗者推衍至“杀人伤害”（《法经》定贼为斩杀者）、“黑社会组织”、“寻衅滋事”的口袋罪之中；对于“言论之罪”，则将李悝“议国法令者诛”的严酷法令，改为“煽”或“颠”一类的贬词罪名，予以惩处。 实际上，“寻衅滋事”也好，“伤害斗殴”也罢，抑或是“煽”或“颠”，在统治者看来，统统都是“贼”。 《法经》的另一大特点便是以律代法，使公法遮蔽私法，让公权网罗私权，开启了政治干预小民的私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先例。 从《秦律》透视《法经》的内容，可看出很多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民事关系与民事行为，均被刑罚处置。 如翻墙越城的人，只是轻微的违法行为，最多拘留十五日就够严厉了，甚至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也仅仅只是一种民事行为，多数情况应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调整。 有时翻墙越城者连损害后果都没有，就民法意义而言，损害赔偿都谈不上，在李悝《法经》中却遭受死刑这样最为严酷的杀戮；又如赌博戏事，大多属民间的游乐与娱乐活动，只要不是以营利为常业，多属教育范畴，应通过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但在《法经》中却被刑罚严厉重处；再如遗拾物问题，本可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或“礼”制予以调整，但在《法经》内却毫不留情地动用残酷的肉刑对待；为了抑制流通，控制小民的生活，竟不准旅行，不准民间交往，亲友之间的来往受到严格管治，“群相居一日不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 可见民间亲友多人在一起交往相居，三日以上则予诛杀，这种动辄运用刑律处罚小民的形式，实际就是威摄主义刑法的先声，用公权网罗私权，用刑罚覆盖诸法的严厉管治，带来很恶劣的范式效果，使后世的专制统治者纷纷效法。 这种残酷镇压百姓的统治方式，其危害性还不仅仅在于它的残忍性，而在于它的恐惧与管治的无孔不入。 这种恐惧，千百年来，渗入华夏，让后世的专制统治者乐此不疲地追逐效法。 久而久之，使中国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误以为法律就是刑律，刑律就是死刑、游街、示众、刑讯、烤打、纠问、搜家、关押。 而从古至今，统治者也乐于这样的理解与宣传。 因此，发轫于李悝的中国第一部成文刑事法典——《法经》，及以《唐律》为表征的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因另僻路径而山头独立。 自成系统的中华法系，从先秦李悝至清末沈家本，其一以贯通的脉络便是诸法合体，以刑代法，用刑法覆盖诸法，用公权网罗私权，用刑罚造成恐惧，据此以维系万世一系的专制统治。 从这个意义上看，制定成文的刑法典只是早晚的事，李悝之法虽有奖励农桑之功效，但禁锢思想诛杀言论自由成之于文，酿成酷严而恶劣的范式效应，首推李悝。 以此盖棺，李悝负谤并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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